决策参考2015年第二期
2016-03-25 14:03 发规处    (阅读:)

  

 

第一部分 高等教育管理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1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 31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 43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51

把握新常态下的高教发展 .............................................................................................................. 60

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63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制定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72

第二部分 创新创业教育篇

在深入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 99

创新育人理念 培养未来人才....................................................................................................... 106

高校要应对高招改革新挑战......................................................................................................... 110

浙江实施“重点高校建设计划”打破终身制...................................................................... 116

第三部分 规划管理篇

中国大学怎样规划自己的未来?.................................................................................................. 119

美英高校规划工作概况及文献资料简介................................................................................ 125

阎光才:高等教育改革顶层设计的逻辑................................................................................ 131

张应强: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对高等教育改革进行改革.............................. 140

第四部分 专题研究篇

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威斯康星理念”..................................................................................... 150

关于“十三五”时期首都高教改革发展重点的思考....................................................... 154

关于英国高等教育的思考与启示............................................................................................... 160

中国应当怎样构建大学治理体系............................................................................................... 167



 

 

 

 

 

 

第一部分

高等教育管理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201510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到二○二○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十三五”规划必须紧紧围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认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具有充分条件也面临艰巨任务,必须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坚定信心、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全会研究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就制定“十三五”规划提出以下建议。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形势和指导思想

()“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发展很不平凡的五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奋力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我们妥善应对国际危机持续影响等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推动形成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的良好态势。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十三亿多人口的人均增至七千八百左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基础设施水平全面跃升,农业连续增产,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五,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覆盖面持续扩大,新增就业持续增加,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加快提高。全面深化改革有力推进,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依法治国开启新征程。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对外开放不断深入,我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成就显著,强军兴军迈出新步伐。全面从严治党开创新局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丰硕,党风廉政建设成效显著,赢得了党心民心。“十二五”规划目标即将胜利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尤为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成,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主要是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部分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效益下滑,重大安全事故频发;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收入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加快,消除贫困任务艰巨;人们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法治建设有待加强;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能力水平有待提高,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有待强化。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着力在优化结构、增强动力、化解矛盾、补齐短板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坚持科学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是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实际出发,把握发展新特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坚持深化改革。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必须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坚持依法治国。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 

——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方位对外开放是发展的必然要求。必须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既立足国内,充分运用我国资源、市场、制度等优势,又重视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必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确保我国发展航船沿着正确航道破浪前进。

二、“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基本理念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以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各项事业取得重大进展。今后五年,要在已经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以下新的目标要求。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二○二○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主要经济指标平衡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得到优化,投资效率和企业效率明显上升,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成长,服务业比重进一步上升,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

——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就业比较充分,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明显增加。收入差距缩小,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广泛弘扬,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更加浓厚,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全社会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影响持续扩大。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水平上升。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提高,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主体功能区布局和生态安全屏障基本形成。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人民民主更加健全,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明显提高。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现代军事体系更加完善。党的建设制度化水平显著提高。

(二)完善发展理念。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全党同志要充分认识这场变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统一思想,协调行动,深化改革,开拓前进,推动我国发展迈上新台阶。

三、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在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和我国发展动力转换的形势下,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一)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

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着力扩大居民消费,引导消费朝着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促进流通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

发挥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增加有效投资。发挥财政资金撬动功能,创新融资方式,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创新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发挥出口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增强对外投资和扩大出口结合度,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实施优进优出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营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新优势,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二)拓展发展新空间。用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力,用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

拓展区域发展空间。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优化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形成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支持绿色城市、智慧城市、森林城市建设和城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重点地区一体发展,培育壮大若干重点经济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开辟农村广阔发展空间。

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支持节能环保、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0.41%]、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广新型孵化模式,鼓励发展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空间。发展天使、创业、产业投资,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

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实施重大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工程。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完善水利、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通用航空、管道、邮政等基础设施网络。完善能源安全储备制度。加强城市公共交通、防洪防涝等设施建设。实施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工程。加快开放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等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

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完善电信普遍服务机制,开展网络提速降费行动,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推进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

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坚持陆海统筹,壮大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三)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推进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建设,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重视颠覆性技术创新。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推动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完善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坚持战略和前沿导向,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核心技术。瞄准瓶颈制约问题,制定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形成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完善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实施范围,推动设备更新和新技术应用。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引导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加强技术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建设,建立从实验研究、中试到生产的全过程科技创新融资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构建普惠性创新支持政策体系,加大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力度。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鼓励人才弘扬奉献精神。

(四)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发挥其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引领作用。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构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体系。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权能。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完善农业保险制度。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产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大规模推进农田水利、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粮食等大宗 [0.52%]主产区建设,探索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推进产业链和价值链建设,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推进农业标准化和信息化。健全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全过程监管体系、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现代种业,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增加农业投入,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改革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收储制度。加强农产品流通设施和市场建设。

(五)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二○二五》。引导制造业朝着分工细化、协作紧密方向发展,促进信息技术向市场、设计、生产等环节渗透,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

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开展质量品牌提升行动,支持企业瞄准国际同行业标杆推进技术改造,全面提高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等水平。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化解产能过剩,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完善企业退出机制。

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发挥产业政策导向和促进竞争功能,更好发挥国家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

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构建新型制造体系,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 [1.38%]、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发展壮大。

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放宽市场准入,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大力发展旅游业。

(六)构建发展新体制。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权益。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战略性调整,引导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优化运营模式,增强盈利能力。限制政府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干预,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和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减轻企业负担,完善公平竞争、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和制度。激发企业家精神,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

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竞争保障机制,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深化市场配置要素改革,促进人才、资金、科研成果等在城乡、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间有序流动。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预算制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实施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体制。健全优先使用创新产品、绿色产品的政府采购政策。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发展普惠金融,着力加强对中小微企业、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开发符合创新需求的金融服务,推进高收益债券及股债相结合的融资方式。推进和利率市场化,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加快建立巨灾保险制度,探索建立保险资产交易机制。

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完善国有金融资本和管理制度,建立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有效运用和发展金融风险管理工具。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七)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按照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并举、短期和中长期结合、国内和国际统筹、改革和发展协调的要求,完善宏观调控,采取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措施,适时预调微调,更加注重扩大就业、稳定物价、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防控风险、保护环境。

依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和总供求格局实施宏观调控,稳定政策基调,增强可预期性和透明度,创新调控思路和政策工具,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增强针对性和准确性。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增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性。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经济运行信息及时性和准确性。

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价格。

建立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以可控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风险,重点提高财政、金融、能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粮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网络安全等方面风险防控能力。

四、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

增强发展协调性,必须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

(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支持西部地区改善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加大国家支持力度,加快市场取向改革。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更好辐射带动其他地区。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加大对资源枯竭、产业衰退、生态严重退化等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

培育若干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增长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交通一体化,扩大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改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高起点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引导产业优化布局和分工协作。

(二)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农村服务业发展,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民收入增长支持政策体系,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大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力度。

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把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和接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城镇,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大传统村落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力度,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三)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增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倡导科学精神,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注重通过法律和政策向社会传导正确价值取向。

扶持优秀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加强文化人才培养,繁荣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事业。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实施中华典籍整理工程。加强和改进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深化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重大文化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体系、文化市场体系。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引导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骨干文化企业和创意文化产业,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普及科学知识。倡导全民阅读。发展体育事业,推广全民健身,增强人民体质。做好二○二二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筹办工作。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健全社会舆情引导机制,传播正能量。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净化网络环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加快媒体数字化建设,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优化媒体结构,规范传播秩序。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四)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

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相一致,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加强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到二○二○年,基本完成国防和军队改革目标任务,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取得重大进展,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健全军民融合发展的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建立国家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制定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专项规划。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建立国防科技协同创新机制。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立法。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等领域推出一批重大项目和举措,打造一批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增强先进技术、产业产品、基础设施等军民共用的协调性。

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和后备力量建设。加强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建设。密切军政军民团结。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积极支持国防建设和军队改革,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积极支援经济社会建设。

五、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

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

(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度有序利用自然,调整优化空间结构,划定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保护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调节城市规模,依托山水地貌优化城市形态和功能,实行绿色规划、设计、施工标准。

支持绿色清洁生产,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鼓励企业工艺技术装备更新改造。发展绿色金融,设立绿色发展基金。

加强资源环境国情和生态价值观教育,培养公民环境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消费自觉。

(二)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完善政策,发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图和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目录,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

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优化开发区域产业结构向高端高效发展,防治“城市病”,逐年减少建设用地增量。推动重点开发区域提高产业和人口集聚度。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加大对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强化激励性补偿,建立横向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园。

维护生物多样性,实施濒危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建设救护繁育中心和基因库。强化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严防外来有害物种入侵。严厉打击象牙等野生动植物制品非法交易。

以市县级行政区为单元,建立由空间规划、用途管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差异化绩效考核等构成的空间治理体系。

(三)推动低碳循环发展。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水能、地热能,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加强储能和智能电网建设,发展分布式能源,推行节能低碳电力调度。有序开放开采权,积极开发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改革能源体制,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机制。

推进交通运输低碳发展,实行公共交通优先,加强轨道交通建设,鼓励自行等绿色出行。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计划,提高电动车产业化水平。提高建筑节能标准,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

主动控制碳排放,加强高能耗行业能耗管控,有效控制电力、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率先实现碳排放峰值目标,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

实施循环发展引领计划,推行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园区循环式改造,减少单位产出物质消耗。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和再生资源回收的衔接,推进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

(四)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坚持节约优先,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

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实施全民节能行动计划,提高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节矿标准,开展能效、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水定产、以水定城,建设节水型社会。合理制定水价,编制节水规划,实施雨洪资源利用、再生水利用、海水淡化工程,建设国家地下水监测系统,开展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坚持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调整建设用地结构,降低工业用地比例,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和工矿废弃地复垦,严格控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规模。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

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创新有偿使用、预算管理、投融资机制,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和合同节水管理。

倡导合理消费,力戒奢侈浪费,制止奢靡之风。在生产、流通、仓储、消费各环节落实全面节约。管住公款消费,深入开展反过度包装、反食品浪费、反过度消费行动,推动形成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

(五)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

推进多污染物综合防治和环境治理,实行联防联控和流域共治,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实现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和稳定运行。扩大污染物总量控制范围,将细颗粒物等环境质量指标列入约束性指标。坚持城乡环境治理并重,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统筹农村饮水安全、改水改厕、垃圾处理,推进种养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置。

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健全环境信息公布制度。探索建立跨地区环保机构。开展环保督察巡视,严格环保执法。

(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全面提升森林、河湖、湿地、草原、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

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强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增加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发挥国有林区林场在绿化国土中的带动作用。扩大退耕还林还草,加强草原保护。严禁移植天然大树进城。创新产权模式,引导各方面资金投入植树造林。

加强水生态保护,系统整治江河流域,连通江河湖库水系,开展退耕还湿、退养还滩。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江河源头和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开展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加强地质灾害防治。

六、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

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

(一)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强内陆沿边地区口岸和基础设施建设,开辟跨境多式联运交通走廊,发展外向型产业集群,形成各有侧重的对外开放基地。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

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完善对外贸易布局,创新外贸发展模式,加强营销和售后服务网络建设,提高传统优势产品竞争力,巩固出口市场份额,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壮大装备制造等新的出口主导产业。发展服务贸易。实行积极的进口政策,向全球扩大市场开放。

完善投资布局,扩大开放领域,放宽准入限制,积极有效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培育一批跨国企业。积极搭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金融服务平台。

(二)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建立便利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方式的体制,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全面实施单一窗口和通关一体化。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质量,在更大范围推广复制。

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完善境外投资管理,健全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市场准入。

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有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加入特别提款权,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转变外汇管理和使用方式,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放宽企业和个人外汇管理要求,放宽跨国公司资金境外运作限制。加强国际收支监测,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改进并逐步取消境内外投资额度限制。

推动同更多国家签署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司法协助协定,争取同更多国家互免或简化签证手续。构建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措施,完善风险防范体制机制。

(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秉持亲诚惠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完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以企业为主体,实行市场化运作,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道建设,共同建设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加强能源资源合作,提高就地加工转化率。共建境外产业集聚区,推动建立当地产业体系,广泛开展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卫生、环保等领域合作,造福当地民众。

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发挥丝路基金作用,吸引国际资金共建开放多元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

(四)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

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参与国家双向开放、“一带一路”建设。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推动融资、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

加大内地对港澳开放力度,加快前海、南沙、横琴等粤港澳合作平台建设。加深内地同港澳在社会、民生、科技、文化、教育、环保等领域交流合作。深化泛珠三角等区域合作。

坚持“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秉持“两岸一家亲”,以互利共赢方式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推动两岸产业合作协调发展、金融业合作及贸易投资等双向开放合作。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打造平潭等对台合作平台。扩大两岸人员往来,深化两岸农业、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福祉,让更多台湾普通民众、青少年和中小企业受益。

(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平衡、金融安全、经济稳定增长。积极参与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新领域国际规则制定。

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均衡、共赢、包容发展,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支持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致力于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六)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落实减排承诺。

扩大对外援助规模,完善对外援助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免费的人力资源、发展规划、经济政策等方面咨询培训,扩大科技教育、医疗卫生、防灾减灾、环境治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减贫等领域对外合作和援助,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主动参与二○三○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维护国际公共安全,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积极支持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加强防扩散国际合作,参与管控热点敏感问题,共同维护国际通道安全。加强多边和双边协调,参与维护全球网络安全。推动国际反腐败合作。

七、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

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一)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增强政府职责,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

加强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努力实现全覆盖。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帮扶。

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能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政府不再直接承办;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加快社会事业改革。

(二)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因人因地施策,提高扶贫实效。分类扶持贫困家庭,对有劳动能力的支持发展特色产业和转移就业,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实施扶贫搬迁,对生态特别重要和脆弱的实行生态保护扶贫,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实施兜底性保障政策,对因病致贫的提供医疗救助保障。实行低保政策和扶贫政策衔接,对贫困人口应保尽保。

扩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覆盖面,因地制宜解决通路、通水、通电、通网络等问题。对在贫困地区开发水电、矿产资源占用集体土地的,试行给原住居民集体股权方式进行补偿,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

提高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和医疗服务水平,推进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

实行脱贫工作责任制。进一步完善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脱贫工作责任考核,对贫困县重点考核脱贫成效。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投入,发挥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开辟扶贫开发新的资金渠道。健全东西部协作和党政机关、部队、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定点扶贫机制,激励各类企业、社会组织、个人自愿采取包干方式参与扶贫。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作为脱贫攻坚重点。

(三)提高教育质量。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深化教育改革,把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作为重点任务贯彻到国民教育全过程。

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发展学前教育,鼓励普惠性幼儿园发展。完善资助方式,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

促进教育公平。加快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推进城乡教师交流。办好特殊教育。

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机制,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落实并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建立个人学习账号和学分累计制度,畅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通道。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远程教育,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完善教育督导,加强社会监督。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

(四)促进就业创业。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创业扶持政策,鼓励以创业带就业,建立面向人人的创业服务平台。

统筹人力资源市场,打破城乡、地区、行业分割和身份、性别歧视,维护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促进劳动者自主就业。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和创业引领计划,带动青年就业创业。加强就业援助,帮助就业困难者就业。

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实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开展贫困家庭子女、未升学初高中毕业生、农民工、失业人员和转岗职工、退役军人免费接受职业培训行动。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技术工人培养模式,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完善职称评定制度,推广专业技术职称、技能等级等同大城市落户挂钩做法。

提高劳动力素质、劳动参与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促进劳动力在地区、行业、企业之间自由流动。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和企业合法权益。

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提高就业服务能力。完善就业失业统计指标体系。

(五)缩小收入差距。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

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完善适应机关事业单位特点的工资制度。

实行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明显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加快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性收入,遏制以权力、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获取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社会救济和社会互助、志愿服务活动。完善鼓励回馈社会、扶贫济困的税收政策。

(六)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坚持精算平衡,完善筹资机制,分清政府、企业、个人等的责任。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完善社会保险体系。

完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拓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渠道,加强风险管理,提高投资回报率。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发展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

健全医疗保险稳定可持续筹资和报销比例调整机制,研究实行职工退休人员医保缴费参保政策。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发挥医保控费作用。改进个人账户,开展门诊费用统筹。实现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整合城乡居民医保政策和经办管理。鼓励发展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医保经办。将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

统筹救助体系,强化政策衔接,推进制度整合,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七)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推进医药分开,实行分级诊疗,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全面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坚持公益属性,破除逐利机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布局,健全上下联动、衔接互补的医疗服务体系,完善基层医疗服务模式,发展远程医疗。促进医疗资源向基层、农村流动,推进全科医生、家庭医生、急需领域医疗服务能力提高、电子健康档案等工作。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健康服务业,推进非营利性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同等待遇。加强医疗质量监管,完善纠纷调解机制,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坚持中西医并重,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发展。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健全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理顺药品价格,增加艾滋病防治等特殊药物免费供给。提高药品质量,确保用药安全。加强传染病、慢性病、地方病等重大疾病综合防治和职业病危害防治,通过多种方式降低大病慢性病医疗费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加强心理健康服务。

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形成严密高效、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

(八)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提高生殖健康、妇幼保健、托幼等公共服务水平。帮扶存在特殊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注重家庭发展。

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弘扬敬老、养老、助老社会风尚,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通过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增加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

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和未成年人权益。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健全扶残助残服务体系。

八、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实现“十三五”规划提供坚强保证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各级党委必须深化对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一)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体制机制。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发挥各级党委(党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制度化建设,改进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强化全委会决策和监督作用。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定期分析经济形势、研究重大方针政策的工作机制,健全决策咨询机制。完善信息发布制度。

优化领导班子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注重培养选拔政治强、懂专业、善治理、敢担当、作风正的领导干部,提高专业化水平。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调动各级干部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广大干部开拓进取、攻坚克难,更好带领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反腐倡廉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不能停步、不能放松。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落实“三严三实”要求,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巩固反腐败成果,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二)动员人民群众团结奋斗。充分发扬民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宣传和组织群众能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协商,依法保障人民各项权益,激发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主人翁意识。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注重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作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共识和力量。高度重视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民族、宗教、侨务等政策,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作用,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

(三)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推动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实施重大人才工程,着力、培养、集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企业家人才、高技能人才队伍。实施更开放的创新人才引进政策,更大力度引进急需紧缺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发挥政府投入引导作用,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个人等有序参与人才资源开发和人才引进。

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清除人才流动障碍,提高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和服务保障体系,营造有利于人人皆可成才和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健全有利于人才向基层、中西部地区流动的政策体系。

(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厉行法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必须坚持依法执政,全面提高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

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加快重点领域立法,坚持立改废释并举,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依法设定权力、行使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推行综合执法,实现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尊重司法规律,促进司法公正,完善对权利的司法保障、对权力的司法监督。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观念,在全社会形成良好法治氛围和法治习惯。

(五)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平安中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

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加强和改进信访和调解工作,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严密防范、依法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秩序。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观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加强全民安全意识教育,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强化预防治本,改革安全评审制度,健全预警应急机制,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及时排查化解安全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势头。实施危险化学品和化工企业生产、仓储安全环保搬迁工程,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切实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落实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完善国家安全法治,建立国家安全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极端宗教活动,坚决维护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国防等安全。

(六)确保“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制定“十三五”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本建议确定的发展理念、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举措。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本地区“十三五”规划。各级各类规划要增加明确反映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指标,增加政府履行职责的约束性指标,把全会确定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前景光明,任务繁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共同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

 

 2015119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

习近平

 

受中央政治局委托,现在,我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全会作说明。

一、建议稿起草过程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制定和实施好“十三五”规划建议,阐明党和国家战略意图,明确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要求、基本理念、重大举措,描绘好未来5年国家发展蓝图,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事关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

为此,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十三五”规划建议,成立由我担任组长,李克强同志、张高丽同志担任副组长,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参加的文件起草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承担建议稿起草工作。

128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研究“十三五”规划建议征求意见的通知》,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和建议。210日,文件起草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建议稿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从各方面反馈的意见看,大家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重点研究“十三五”规划建议问题并提出建议,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综合判断,“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既面临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不少风险挑战。大家普遍希望,通过制定建议明确“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特别是要以新的发展理念推动发展,提出一些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举措,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文件起草组在起草过程中,充分考虑、认真吸收了各方面意见和建议。

文件起草组成立9个多月来,深入开展专题调研,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多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修改。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7月底,建议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包括征求党内部分老同志意见,还专门听取了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其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3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召开2次会议分别审议建议稿。

从反馈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对建议稿给予充分肯定。大家一致认为,建议稿体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决策部署,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建议稿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新的突破,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建议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提出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和重要举措,对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各方面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议对“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出更加深入和更具前瞻性的分析概括。二是建议进一步突出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就业、教育、社保、住房、医疗等民生指标。三是建议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将优势资源集聚到重点领域,力求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四是建议进一步提高绿色指标在“十三五”规划全部指标中的权重,把保障人民健康和改善环境质量作为更具约束性的硬指标。五是建议重视促进内陆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六是建议更加注重通过改善二次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明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举措,把更多公共资源用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中央责成文件起草组认真研究和吸纳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文件起草组全面汇总、逐条分析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做到了能吸收的尽量吸收。

二、建议稿的主要考虑和基本框架

建议稿的起草,充分考虑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第一,“十三五”规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必须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要求。制定“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建议,必须充分考虑这些趋势和要求,按照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总要求进行战略谋划。

第二,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谋划“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确立新的发展理念,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古人说:“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为此,建议稿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以这五大发展理念为主线对建议稿进行谋篇布局。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第三,“十三五”规划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必须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的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比如,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就是一个突出短板。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以下,这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此外,在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短板。谋划“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全力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另外,考虑到建议通过后,还要根据建议制定“十三五”规划纲要,两个文件之间要有合理分工。所以,建议在内容上重点是确立发展理念,明确发展的方向、思路、重点任务、重大举措,而一些具体的工作部署则留给纲要去规定,以更好体现和发挥建议的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

在建议稿起草过程中,我们注意把握以下原则。一是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既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倒推,厘清到时间节点必须完成的任务,又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顺推,明确破解难题的途径和办法。二是坚持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既以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又从全球经济联系中进行谋划,重视提高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能力。三是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既着眼于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对外开放、国防建设和党的建设,又突出薄弱环节和滞后领域,集中攻关,提出可行思路和务实举措。四是坚持战略性和操作性相结合,既强调规划的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又突出规划的约束力和可操作、能检查、易评估,做到虚实结合。

在结构上,建议稿分三大板块、八个部分。导语和第一、第二部分构成第一板块,属于总论。第一部分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形势和指导思想,总结“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分析“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提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第二部分讲“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基本理念,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提出并阐释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第三至第七部分构成第二板块,属于分论,分别就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进行阐述和部署。第三部分讲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从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产业新体系、构建发展新体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7个方面展开。第四部分讲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4个方面展开。第五部分讲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6个方面展开。第六部分讲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从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以及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6个方面展开。第七部分讲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从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人口均衡发展8个方面展开。

第八部分和结束语构成第三板块。第八部分讲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实现“十三五”规划提供坚强保证,从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体制机制、动员人民群众团结奋斗、加快建设人才强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确保“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6个方面展开。结束语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共同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

三、需要重点说明的几个问题

建议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要求和重大举措。这里,就其中几个问题作简要说明。

第一,关于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建议稿提出今后5年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目标。主要考虑是,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必须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从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看,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以上。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看,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9109元和5919元。到2020年翻一番,按照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的要求,“十三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至少也要达到6.5%。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有利于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更加切实感受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化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实现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经济下行压力明显,保持较高增长速度难度不小。考虑到正向引导市场预期和留有一定余地,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建议稿提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目标。

国内外主要研究机构普遍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年均经济潜在增长率为6%-7%。综合起来看,我国经济今后要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可能的,但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比较多。这是因为,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贸易增长将持续乏力,我国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放缓,形成新的市场空间需要一个过程。在经济结构、技术条件没有明显改善的条件下,资源安全供给、环境质量、温室气体减排等约束强化,将压缩经济增长空间。经济运行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风险,如杠杆率高企、经济风险上升等,都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制约。同时,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增长速度会相应慢下来,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看质量,要着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着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实现经济增长。

第二,关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直接反映城镇化的健康程度。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预测,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45%左右。按2013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5.9%计算,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年均需转户1600多万人。现在,按照常住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55%,城镇常住人口达到7.5亿。问题是这7.5亿人口中包括2.5亿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常住人口,他们在城镇还不能平等享受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带来一些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

建议稿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是要加快落实中央确定的使1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的目标。这1亿人主要指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

实现1亿人在城镇落户意义重大。从供给看,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情况下,对稳定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成本、培育现代产业工人队伍具有重要意义。从需求看,对扩大消费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扩大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具有重要意义。实现这个目标,既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是全面小康社会惠及更多人口的内在要求。这就要求加大户籍制度改革措施落实力度,加快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确保这一目标实现。

第三,关于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元,2014年现价脱贫标准为2800元。按照这个标准,2014年末全国还有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综合考虑物价水平和其他因素,逐年更新按现价计算的标准。据测算,若按每年6%的增长率调整,2020年全国脱贫标准约为人均纯收入4000元。今后,脱贫标准所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大致能够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基本水平,可以继续采用。

通过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目标是可以实现的。2011年至2014年,每年农村脱贫人口分别为4329万、2339万、1650万、1232万。因此,通过采取过硬的、管用的举措,今后每年减贫1000万人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具体讲,到2020年,通过产业扶持,可以解决3000万人脱贫;通过转移就业,可以解决1000万人脱贫;通过易地搬迁,可以解决1000万人脱贫,总计5000万人左右。还有2000多万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可以通过全部纳入低保覆盖范围,实现社保政策兜底脱贫。

第四,关于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把重要领域的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实施一批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的重大科技项目。这既有利于我国在战略必争领域打破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更有利于开辟新的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20148月,我们确定要抓紧实施已有的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进一步聚焦目标、突出重点,攻克高端通用芯片、集成电路装备、宽带移动通信、高档数控机床、核电站、新药创制等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形成若干战略性技术和战略性产品,培育新兴产业。在此基础上,以2030年为时间节点,再选择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力争有所突破。从更长远的战略需求出发,我们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航空发动机、量子通信、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深空深海探测、重点新材料、脑科学、健康保障等领域再部署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已经部署的项目和新部署的项目要形成梯次接续的系统布局,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协同攻关,为攀登战略制高点、提高我国综合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提供支撑。

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上。提高创新能力,必须夯实自主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础平台。国家实验室已成为主要发达国家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的重要载体,诸如美国阿贡、洛斯阿拉莫斯、劳伦斯伯克利等国家实验室和德国亥姆霍兹研究中心等,均是围绕国家使命,依靠跨学科、大协作和高强度支持开展协同创新的研究基地。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已步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急需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布局一批体量更大、学科交叉融合、综合集成的国家实验室,优化配置人财物资源,形成协同创新新格局。主要考虑在一些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打造聚集国内外一流人才的高地,组织具有重大引领作用的协同攻关,形成代表国家水平、国际同行认可、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的科技创新实力,成为抢占国际科技制高点的重要战略创新力量。

第五,关于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经济健康发展。现代金融发展呈现出机构种类多、综合经营规模大、产品结构复杂、交易频率高、跨境流动快、风险传递快、影响范围广等特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国家均加大了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力度,核心是提高监管标准、形成互为补充的监管合力和风险处置能力。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明显加快,形成了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复杂的产品结构体系、信息化的交易体系、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特别是综合经营趋势明显。这对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重大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加强金融监管提出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的改革任务。近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通过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主要经济体都对其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主要做法是统筹监管系统重要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尤其是负责对这些金融机构的审慎管理;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包括重要的支付系统、清算机构、金融资产登记托管机构等,维护金融基础设施稳健高效运行;统筹负责金融业综合统计,通过金融业全覆盖的数据收集,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维护金融稳定。这些做法都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第六,关于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必须采取一些硬措施,真抓实干才能见效。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就是一项硬措施。这就是说,既要控制总量,也要控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的强度。这项工作做好了,既能节约能源和水土资源,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也能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绿色水平。

“十一五”规划首次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十二五”规划提出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现在看,这样做既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根据当前资源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在继续实行能源消费总量和消耗强度双控的基础上,水资源和建设用地也要实施总量和强度双控,作为约束性指标,建立目标责任制,合理分解落实。要研究建立双控的市场化机制,建立预算管理制度、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更多用市场手段实现双控目标。

第七,关于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经过长期发展,我国耕地开发利用强度过大,一些地方地力严重透支,水土流失、地下水严重超采、土壤退化、面源污染加重已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当前,国内粮食库存增加较多,仓储补贴负担较重。同时,国际市场粮食价格走低,国内外市场粮价倒挂明显。利用现阶段国内外市场粮食供给宽裕的时机,在部分地区实行耕地轮作休耕,既有利于耕地休养生息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又有利于平衡粮食供求矛盾、稳定农民收入、减轻财政压力。

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国家可以根据财力和粮食供求状况,重点在地下水漏斗区、重金属污染区、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开展试点,安排一定面积的耕地用于休耕,对休耕农民给予必要的粮食或现金补助。开展这项试点,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影响农民收入为前提,休耕不能减少耕地、搞非农化、削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急用之时粮食能够产得出、供得上。同时,要加快推动农业走出去,增加国内农产品供给。耕地轮作休耕情况复杂,要先探索进行试点。

第八,关于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生态环境特别是大气、水、土壤污染严重,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扭转环境恶化、提高环境质量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是“十三五”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现行以块为主的地方环保管理体制,使一些地方重发展轻环保、干预环保监测监察执法,使环保责任难以落实,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大量存在。综合起来,现行环保体制存在4个突出问题:一是难以落实对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监督责任,二是难以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对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的干预,三是难以适应统筹解决跨区域、跨流域环境问题的新要求,四是难以规范和加强地方环保机构队伍建设。

建议稿提出的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主要指省级环保部门直接管理市()县的监测监察机构,承担其人员和工作经费,市()级环保局实行以省级环保厅()为主的双重管理体制,县级环保局不再单设而是作为市()级环保局的派出机构。这是对我国环保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有利于增强环境执法的统一性、权威性、有效性。这项改革要在试点基础上全面推开,力争“十三五”时期完成改革任务。

第九,关于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他们的生育观念变化了,养育孩子的成本也增加了,同时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了,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明显弱化,少生优生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一方面,据调查,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以来,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截至今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为15.4%。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明显,2014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4岁以下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这些都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可以通过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这是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国家卫计委等部门经过认真测算,认为实施这项政策是可行的。

同志们!讨论、修改、通过“十三五”规划建议,是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做好这项工作,对指导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引领“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家要全面把握和深刻领会建议稿提出的目标、理念、任务、举措,认真思考,深入讨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使建议稿更加完善。最后,让我们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把这次全会开好。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

教发[2015]7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发展改革委、财务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以下简称转型发展)的决策部署,推动高校转型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为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才供给与需求关系深刻变化,面对经济结构深刻调整、产业升级加快步伐、社会文化建设不断推进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同质化倾向严重,毕业生就业难和就业质量低的问题仍未有效缓解,生产服务一线紧缺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尚不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

积极推进转型发展,必须采取有力举措破解转型发展改革中顶层设计不够、改革动力不足、体制束缚太多等突出问题。特别是紧紧围绕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找准转型发展的着力点、突破口,真正增强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为行业企业技术进步服务的能力,为学习者创造价值的能力。各地各高校要从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大局出发,切实增强对转型发展工作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摆在当前工作的重要位置,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

1.指导思想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主动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主动融入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坚持试点引领、示范推动,转变发展理念,增强改革动力,强化评价引导,推动转型发展高校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全面提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

2.基本思路

——坚持顶层设计、综合改革。系统总结近年来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不断完善促进转型发展的政策体系,推动院校设置、招生计划、拨款制度、学校治理结构、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招生考试制度等重点难点领域的改革。充分发挥评估评价制度的导向作用,以评促建、以评促转,使转型高校的教育目标和质量标准更加对接社会需求、更加符合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定位。

——坚持需求导向、服务地方。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作用,推进需求传导式的改革,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高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加强一线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促进毕业生就业质量显著提高,科技型创业人才培养取得重大突破,将一批高校建成有区域影响力的先进技术转移中心、科技服务中心和技术创新基地。

——坚持试点先行、示范引领。转型的主体是学校。按照试点一批、带动一片的要求,确定一批有条件、有意愿的试点高校率先探索应用型(含应用技术大学、学院)发展模式。充分发挥试点高校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发高校转型内生动力活力,带动更多地方高校加快转型步伐,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坚持省级统筹、协同推进。转型的责任在地方。充分发挥省级政府统筹权,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整体布局结构,制定转型发展的实施方案,加强区域内产业、教育、科技资源的统筹和部门之间的协调,积极稳妥推进转型发展工作。

三、转型发展的主要任务

3.明确类型定位和转型路径。确立应用型的类型定位和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责使命,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突破口,根据所服务区域、行业的发展需求,找准切入点、创新点、增长点,制定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转型高校要结合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切实发扬民主,通过广泛的思想动员,将学校类型定位和转型发展战略通过学校章程、党代会教代会决议的形式予以明确。

4.加快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合作关系,使转型高校更好地与当地创新要素资源对接,与经济开发区、产业聚集区创新发展对接,与行业企业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需求对接。积极争取地方政府、行业企业支持,通过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工业研究院、创新创业基地等载体和科研、医疗、文化、体育等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形成高校和区域经济社会联动发展格局。围绕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区域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社会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等重大战略,加快建立人才培养、科技服务、技术创新、万众创业的一体化发展机制。

5.抓住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技术发展机遇。创新发展思路,增强把握社会经济技术重大变革趋势的能力,加强战略谋划和布局,实现弯道超车。适应、融入、引领所服务区域的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瞄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形成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新格局。促进新技术向生产生活广泛渗透、应用,推动互联网+”战略在当地深入推进,形成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新优势。以服务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为突破口,形成一批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先进技术转移应用特色鲜明的应用技术大学、学院。

6.建立行业企业合作发展平台。建立学校、地方、行业、企业和社区共同参与的合作办学、合作治理机制。校企合作的专业集群实现全覆盖。转型高校可以与行业、企业实行共同组建教育集团,也可以与行业企业、产业集聚区共建共管二级学院。建立有地方、行业和用人单位参与的校、院理事会(董事会)制度、专业指导委员会制度,成员中来自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社区的比例不低于50%。支持行业、企业全方位全过程参与学校管理、专业建设、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和绩效评价。积极争取地方、行业、企业的经费、项目和资源在学校集聚,合作推动学校转型发展。

7.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按需重组人才培养结构和流程,围绕产业链、创新链调整专业设置,形成特色专业集群。通过改造传统专业、设立复合型新专业、建立课程超市等方式,大幅度提高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比重。建立行业和用人单位专家参与的校内专业设置评议制度,形成根据社会需求、学校能力和行业指导依法设置新专业的机制。改变专业设置盲目追求数量的倾向,集中力量办好地方(行业)急需、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专业。

8.创新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以提高实践能力为引领的人才培养流程,率先应用卓越计划的改革成果,建立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加强实验、实训、实习环节,实训实习的课时占专业教学总课时的比例达到30%以上,建立实训实习质量保障机制。扩大学生的学习自主权,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启发式、合作式、参与式教学,逐步扩大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和课程的权利。具有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资格的转型高校要建立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工程硕士等有关专业学位类别的研究生教育要瞄准产业先进技术的转移和创新,与行业内领先企业开展联合培养,主要招收在科技应用和创新一线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学员。

9.深化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改革。以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技术进步驱动课程改革,整合相关的专业基础课、主干课、核心课、专业技能应用和实验实践课,更加专注培养学习者的技术技能和创新创业能力。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将专业教育和创业教育有机结合。把企业技术革新项目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把行业企业的一线需要作为毕业设计选题来源,全面推行案例教学、项目教学。将现代信息技术全面融入教学改革,推动信息化教学、虚拟现实技术、数字仿真实验、在线知识支持、在线教学监测等广泛应用,通过校校合作、校企合作联合开发在线开放课程。

10.加强实验实训实习基地建设。按照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要求,根据生产、服务的真实技术和流程构建知识教育体系、技术技能训练体系和实验实训实习环境。按照所服务行业先进技术水平,采取企业投资或捐赠、政府购买、学校自筹、融资租赁等多种方式加快实验实训实习基地建设。引进企业科研、生产基地,建立校企一体、产学研一体的大型实验实训实习中心。统筹各类实践教学资源,构建功能集约、资源共享、开放充分、运作高效的专业类或跨专业类实验教学平台。

11.促进与中职、专科层次高职有机衔接。建立与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机制。有条件的高校要逐步提高招收在职技术技能人员的比例,积极探索建立教育-就业旋转门机制,为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终身学习提供有效支持。适当扩大招收中职、专科层次高职毕业生的比例。制定多样化人才培养方案,根据学习者来源、知识技能基础和培养方向的多样性,全面推进模块化教学和学分制。

12.广泛开展面向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的继续教育。瞄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一线劳动者技术提升、技能深化、职业转换、城市融入的需求,大力发展促进先进技术应用、形式多样、贴近需求的继续教育。主动承接地方继续教育任务,加强与行业和领先企业合作,使转型高校成为地方政府、行业和企业依赖的继续教育基地,成为适应技术加速进步的加油站、顺应传统产业变革的换乘站、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人才池。

13.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按照国家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总体方案,积极探索有利于技术技能人才职业发展的考试招生制度。试点高校招收中、高等职业院校优秀应届毕业生和在职优秀技术技能人员,应当将技术技能测试作为录取的主要依据之一,教育部制定有关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意见。试点高校考试招生改革办法应当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并以省为单位报教育部备案。招生计划、方案、过程、结果等要按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

14.加强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调整教师结构,改革教师聘任制度和评价办法,积极引进行业公认专才,聘请企业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作为专业建设带头人、担任专兼职教师。有计划地选送教师到企业接受培训、挂职工作和实践锻炼。通过教学评价、绩效考核、职务(职称)评聘、薪酬激励、校企交流等制度改革,增强教师提高实践能力的主动性、积极性。

15.提升以应用为驱动的创新能力。积极融入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行业技术创新体系,以解决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广泛开展科技服务和应用性创新活动,努力成为区域和行业的科技服务基地、技术创新基地。通过校企合作、校地合作等协同创新方式加强产业技术技能积累,促进先进技术转移、应用和创新。打通先进技术转移、应用、扩散路径,既与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联动,又与中职、专科层次高职联动,广泛开展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技术服务。

16.完善校内评价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建立适应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质量标准、内控体系和评估制度,将学习者实践能力、就业质量和创业能力作为评价教育质量的主要标准,将服务行业企业、服务社区作为绩效评价的重要内容,将先进技术转移、创新和转化应用作为科研评价的主要方面。完善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建立本科教学质量、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

四、配套政策和推进机制

17.落实省级政府统筹责任。各地要结合本地本科高校的改革意愿和办学基础,在充分评估试点方案的基础上确定试点高校。试点高校应综合考虑民办本科高校和独立学院。省级改革试点方案要落实和扩大试点高校的考试招生、教师聘任聘用、教师职务(职称)评审、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

18.加快推进配套制度改革。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制定应用型高校的设置标准。制定应用型高校评估标准,开展转型发展成效评估,强化对产业和专业结合程度、实验实习实训水平与专业教育的符合程度、双师型教师团队的比例和质量、校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的考察,鼓励行业企业等第三方机构开展质量评价。制定试点高校扩大专业设置自主权的改革方案,支持试点高校依法加快设置适应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发展的新专业。支持地方制定校企合作相关法规制度和配套政策。

19.加大对试点高校的政策支持。通过招生计划的增量倾斜、存量调整,支持试点高校符合产业规划、就业质量高和贡献力强的专业扩大招生。将试点高校双师双能型高水平师资培养纳入中央和地方相关人才支持项目。在国家公派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中适当增加试点高校选派计划。支持试点高校开展与国外同类高校合作办学,与教育援外、对外投资等领域的国家重大战略项目相结合走出去办学。充分发挥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等作用,与国外相应联盟、协会开展对等合作交流。

20.加大改革试点的经费支持。各地可结合实际情况,完善相关财政政策,对改革试点统筹给予倾斜支持,加大对产业发展急需、技术性强、办学成本高和艰苦行业相关专业的支持力度。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评价机制,中央财政根据改革试点进展和相关评估评价结果,通过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等专项资金,适时对改革成效显著的省(区、市)给予奖励。高校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积极争取行业企业和社会各界支持,优化调整经费支出结构,向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实训实习和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倾斜。积极创新支持方式,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模式,吸引社会投入。

21.总结推广改革试点典型经验。在省级试点的基础上,总结梳理改革试点的经验和案例,有计划地推广一批试点方案科学、行业企业支持力度较大、实施效果显著的试点典型高校,并加大政策和经费支持力度。教育、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共同建立跟踪检查和评估制度。

22.营造良好改革氛围和舆论环境。加强对转型发展高校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师生员工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举办转型试点高校领导干部专题研修班和师资培训班,坚定改革信心,形成改革合力。广泛动员各部门、专家学者和用人单位参与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政策研究。组织新闻媒体及时宣传报道试点经验。

根据本意见精神,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建立协调工作机制,加强对转型发展工作的指导。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20151021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总体方案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多年来,通过实施“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建设,一批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重点建设也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实施方式。为认真总结经验,加强系统谋划,加大改革力度,完善推进机制,坚持久久为功,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现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扎根中国大地,遵循教育规律,创造性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路,努力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基本原则。

——坚持以一流为目标。引导和支持具备一定实力的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瞄准世界一流,汇聚优质资源,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加快走向世界一流。——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打造更多学科高峰,带动学校发挥优势、办出特色。

——坚持以绩效为杠杆。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公平竞争,强化目标管理,突出建设实效,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充分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引导高等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

——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深化高校综合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好教育改革排头兵。

()总体目标。

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水平,使之成为知识发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重要源泉、培养各类高素质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

——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

——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二、建设任务

()建设一流师资队伍。

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培养和引进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聚集世界优秀人才。遵循教师成长发展规律,以中青年教师和创新团队为重点,优化中青年教师成长发展、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团队,增强人才队伍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和造就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优秀教师队伍。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坚持立德树人,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着力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大力推进个性化培养,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国际视野、科学精神和创业意识、创造能力。合理提高高校毕业生创业比例,引导高校毕业生积极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将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导向正确、科学有效、简明清晰的评价体系,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健康成长。

()提升科学研究水平。

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提升高水平科学研究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实施作出重要贡献。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学科布局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重点建设一批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优势学科和领域。提高基础研究水平,争做国际学术前沿并行者乃至领跑者。推动加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着力提升解决重大问题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大力推进科研组织模式创新,依托重点研究基地,围绕重大科研项目,健全科研机制,开展协同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新型高校智库,提高服务国家决策的能力。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和学术标准体系。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创新环境,保护创新、宽容失败,大力激发创新活力。

()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觉和制度自信,形成推动社会进步、引领文明进程、各具特色的一流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坚持用价值观引领知识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静心治学,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基本遵循,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宣传,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做到扬弃继承、转化创新,并充分发挥其教化育人作用,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着力推进成果转化。

深化产教融合,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着力提高高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努力成为催化产业技术变革、加速创新驱动的策源地。促进高校学科、人才、科研与产业互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移与产业化链条,推动健全市场导向、社会资本参与、多要素深度融合的成果应用转化机制。强化科技与经济、创新项目与现实生产力、创新成果与产业对接,推动重大科学创新、关键技术突破转变为先进生产力,增强高校创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三、改革任务

()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

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不断改革和完善高校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坚定广大师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全面推进高校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着力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推进工作创新,有效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完善体现高校特点、符合学校实际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建立健全高校章程落实机制,加快形成以章程为统领的完善、规范、统一的制度体系。加强学术组织建设,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充分发挥其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完善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扩大有序参与,加强议事协商,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共青团、学生会等在民主决策机制中的作用,积极探索师生代表参与学校决策的机制。

(十一)实现关键环节突破。

加快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进科教协同育人,完善高水平科研支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快推进人事制度改革,积极完善岗位设置、分类管理、考核评价、绩效工资分配、合理流动等制度,加大对领军人才倾斜支持力度。加快推进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在科研运行保障、经费筹措使用、绩效评价、成果转化、收益处置等方面大胆尝试。加快建立资源募集机制,在争取社会资源、扩大办学力量、拓展资金渠道方面取得实质进展。

(十二)构建社会参与机制。

坚持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加快建立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理事会制度,制定理事会章程,着力增强理事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健全与理事会成员之间的协商、合作机制,充分发挥理事会对学校改革发展的咨询、协商、审议、监督等功能。加快完善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的模式,推进与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积极引入专门机构对学校的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

(十三)推进国际交流合作。

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将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融合到教学科研全过程,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联合攻关。加强国际协同创新,积极参与或牵头组织国际和区域性重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教学科研环境,增强对外籍优秀教师和高水平留学生的吸引力。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国际教育教学评估和认证,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树立中国大学的良好品牌和形象。

四、支持措施

(十四)总体规划,分级支持。

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立足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强总体规划,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加快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每五年一个周期,2016年开始新一轮建设。

高校要根据自身实际,合理选择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科学规划、积极推进。拥有多个国内领先、国际前沿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在多领域建设一流学科,形成一批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一流学科,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或前列。拥有若干处于国内前列、在国际同类院校中居于优势地位的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围绕主干学科,强化办学特色,建设若干一流学科,扩大国际影响力,带动学校进入世界同类高校前列。拥有某一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突出学科优势,提升学科水平,进入该学科领域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中央财政将中央高校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纳入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中统筹考虑,并通过相关专项资金给予引导支持;鼓励相关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对中央高校给予资金、政策、资源支持。地方高校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由各地结合实际推进,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中央财政通过支持地方高校发展的相关资金给予引导支持。中央基本建设投资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给予支持。

(十五)强化绩效,动态支持。

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更加突出绩效导向,形成激励约束机制。资金分配更多考虑办学质量特别是学科水平、办学特色等因素,重点向办学水平高、特色鲜明的学校倾斜,在公平竞争中体现扶优扶强扶特。完善管理方式,进一步增强高校财务自主权和统筹安排经费的能力,充分激发高校争创一流、办出特色的动力和活力。

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积极采用第三方评价,提高科学性和公信度。在相对稳定支持的基础上,根据相关评估评价结果、资金使用管理等情况,动态调整支持力度,增强建设的有效性。对实施有力、进展良好、成效明显的,适当加大支持力度;对实施不力、进展缓慢、缺乏实效的,适当减少支持力度。

(十六)多元投入,合力支持。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完善政府、社会、学校相结合的共建机制,形成多元化投入、合力支持的格局。

鼓励有关部门和行业企业积极参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围绕培养所需人才、解决重大瓶颈等问题,加强与有关高校合作,通过共建、联合培养、科技合作攻关等方式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按照平稳有序、逐步推进原则,合理调整高校学费标准,进一步健全成本分担机制。高校要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积极吸引社会捐赠,扩大社会合作,健全社会支持长效机制,多渠道汇聚资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五、组织实施

(十七)加强组织管理。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负责顶层设计、宏观布局、统筹协调、经费投入等重要事项决策,重大问题及时报告国务院。教育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负责规划部署、推进实施、监督管理等工作,日常工作由教育部承担。

(十八)有序推进实施。

要完善配套政策,根据本方案组织制定绩效评价和资金管理等具体办法。

要编制建设方案,深入研究学校的建设基础、优势特色、发展潜力等,科学编制发展规划和建设方案,提出具体的建设目标、任务和周期,明确改革举措、资源配置和资金筹集等安排。

要开展咨询论证,组织相关专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国家战略需要,对学校建设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进行咨询论证,提出意见建议。

要强化跟踪指导,对建设过程实施动态监测,及时发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建议。建立信息公开公示网络平台,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发表日期:2015115

 

 

 

 

 

 

 

 

 

 

 

 

 

把握新常态下的高教发展 

杜玉波 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新常态”是中央执政新理念的关键词。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了系统阐释。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概括地说就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李克强总理特别指出,没有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实现转型升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缺乏根基。刘延东副总理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教育工作的大逻辑。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要求,必须认识到高等教育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力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力基础,我们既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又要分析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新常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水平持续稳步提升。我国现在已经是在学规模世界第一的高等教育大国,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529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559万人,毛入学率达到37.5%。高等学校的办学条件保障水平以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等也显著增强。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大”不等于“强”,我国是教育大国,但还不是教育强国,也不是高等教育强国,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性日益突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要看到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客观问题和现实差距。从深层次来讲,这些问题和差距都是由于发展理念不够成熟、发展机制不够完善、发展方式不够科学造成的。现在,要解决这些问题、缩小这些差距,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践经验来看,都应当认识到老路是走不通了,必须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加快转变思想观念,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构建高等教育新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在前些年改革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在新常态下更高水平的发展、更可持续的发展。

怎么认识和判断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常态?最重要的有几个特征:一是从发展环境看,随着国家产业转型升级进程的加快,人才市场的供需关系正由高校为主导的供给驱动变为行业企业为主导的需求驱动。这就要求高校必须树立起市场竞争的意识和优胜劣汰的危机感,主动对接行业产业需求,在优化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和职业引导上主动作为、有所作为。二是从发展定位看,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全社会对先进科技和高素质人才需求日益增加,高等教育正在走向社会的中心,角色定位从过去的支持服务逐步转向服务和引领同步。这就要求高校必须坚持需求导向、合理定位,与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化同步”发展的新要求贴紧靠实,通过拓展服务能力和提升贡献力实现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三是从发展方式看,随着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正在从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向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这就要求高校把发展重点从过去的拼规模、拼数量转向在稳定规模的基础上拼质量、拼内涵,提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实现由“以量谋大”到“以质图强”的战略转变。四是从发展动力看,随着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越来越涉及复杂的内部关系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这就要求高校不能再依靠零敲碎打、缝缝补补过日子,必须下决心通过深化体制机制综合改革理顺内部关系、释放发展活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常态下的新特征、新趋势,高等学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解放思想,更加需要凝聚共识,在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具体来说,要做到四个“更加注重”:要更加注重内涵发展,而不是一味扩规模、上专业、改校名、提规格。只有把质量提升作为核心任务、作为生命线,以质量求生存、以贡献求支持,才能进入自主发展、内涵发展的良性循环。要更加注重特色发展,而不是一味盲目攀高或求全求大。只有立足实际、找准服务面向、不断强化办学特色,才能真正找寻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赢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要更加注重创新发展,而不是拘囿于原有利益格局和固定模式套路。只有敢于和善于推动体制机制的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打破束缚、释放活力,充分发挥各类办学要素的最大效益。要更加注重需求导向,而不是蒙着头、关着门、脱离社会需求办学。只有坚持与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需要同向同行,才能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多的支持,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

    总之,认识和把握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常态,进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共识,就是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上来,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全面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发表日期:2015810

  摘自:中国教育部官网

 

 

 

 

 

 

 

 

 

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建设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陈旭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基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是当前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原原本本、认认真真学习讲话原文,全面掌握基本内涵,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同时要紧密结合学校办学实际和发展要求,深入思考、提到认识,认真贯彻、善于运用。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更加坚定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清华风格办学道路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的最鲜明、最核心的主题。深入学习贯彻讲话精神,首先必须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要义,也就是“源自哪里,特在何处”的问题,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结合学校实际,就是要进一步坚定和坚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信心、目标和道路。

1.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五四”讲话强调,党中央作出了建设世界一流的战略决策,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前进。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由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负担、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清华大学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确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目标,而且强调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世界一流大学,实施了“三个九年分三步走”总体战略,有力推进了学校建设。2012年学校第十三次党代会进一步明确了2020年和本世纪中叶的奋斗目标,那就是总体上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和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今天,我们的这个“清华梦”已经成为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我们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和奋斗,我们更深刻认识到,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更需要世界一流大学,也一定能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心,坚定这样的信念。

2.积极探索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清华风格的发展道路

与发达国家一流大学不同,我们是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办大学,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传承中华文明、服务中国特色、清华风格有机统一和落实到办学实践中。

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和衡量标准上,我们强调中国特色,不是降低标准,更不是想量身定做一个什么标准,但也不能完全按照或者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西方标准来评价。而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积极探索和遵循一流大学建设规律,在可比性办学指标和各项成果方面增强竞争力、达到甚至超越国外一流大学水平。因此,要把国外大学先进经验和中国国情、清华实际相结合,正确处理共性与特色、当前与长远、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物质条件与精神力量等若干重要关系,推动学校内涵发展,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同时,突出中国特色,更要注重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总书记关于“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重要论述进一步促使我们思考,现在的根扎得深不深,怎样扎得再深一些?为此,学校必须急国家之所急,在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学术成果、智库建设、社会发展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和支柱。

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最根本就是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定党对学校的领导,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强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最大限度调动全校师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清华风格,由学校的历史和现实所决定,昭示着学校的未来。每所大学各具特色的办学传统、教育理念以及校风学风,是区别于其他学校的显著标志。清华建校百年来,积淀形成了独特办学理念、优良文化传统和光荣革命传统。这是一代代清华人植根中华文明沃土、立足中国国情,借鉴世界先进经验,从学校实际出发创造性劳动的结晶,是学校的独特魅力和核心竞争力所在,需要在今后的办学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丰富内涵、牢牢坚持。

3.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坚持不懈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一个过程。随着人类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涌现,随着世界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大学必将不断发展、不断提高。我们注意到,像哈佛、麻省理工、牛津、剑桥等世界顶尖的大学,这些年也在不断地改革、在反思、在调整。像改革一样,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即使到本世纪中叶清华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目标实现了,仍要不断发展和继续提高,否则就会被其他学校超赶。这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一流大学建设永远在路上。

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讲话精神,争做国家教育综合改革的排头兵。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一个重大问题。他在论述改革开放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时,用了伟大革命、关键抉择、伟大觉醒、伟大创造、活力之源、重要法宝、必由之路、关键一招、最鲜明的特色、最鲜明的品格等一系列关键词。这一系列关键词的使用,可以使我们全面、系统、深刻地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地位、意义和作用,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改革开放重视的程度、认识的高度和思考的深度。强调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光有立场和态度还不行,必须有实实在在地举措,行动最有说服力。

1.充分认识全面深化学校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把全会精神落到实处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要认识到清华大学所承担的特殊使命,必须带头改革、率先改革,努力在国家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这既是党和国家的要求,又是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

改革创新是新时期清华大学事业发展的鲜明特征,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取得显著进步的关键所在。当前,学校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要破解发展难题、解决深层次矛盾,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地推进改革,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提高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学校提出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带动综合改革,是因为教师队伍仍然是我们与世界顶尖大学的主要差距,而现行人事制度则是主要制约因素。在学校支持下,前两年部分院系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试点,今年前面推开,争取明年完成。人事制度改革主要以院系为主体,围绕学科发展目标,通过分系列管理、选聘方式、分配制度等改革以及支持模式等配套改革,从而建立适应一流大学建设需要、符合中国国情和学校实际的现代大学人事制度。人事制度改革是学校的主动行为,是使命驱动的改革,它带动了各项改革,为学校在教育综合改革中争取先行先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最近,学校根据国务院领导和国家教育改革领导小组的要求和部署,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初步制定了深化综合改革方案。根本上是按照教育规律来办学,主动改革和调整办学行为。要摒弃观望思想、畏难情绪,以舍我其谁、只争朝夕的精神,切实承担起国家和时代赋予的重任,在深化教育改革中奋勇争先,不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要“当好教育改革排头兵”的殷切希望。

2.明确改革的任务,规划好路线图,制定好时间表

根据学校深化综合改革的初步方案,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将系统推进人事制度、教育教学、学科建设与科技创新、社会服务、资源管理、行政管理等六方面改革,探索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模式。

针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挑战和人才培养目标面临功利化侵蚀、培养模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学校通过召开第24次教育工作讨论会,把激发学生的学术志趣作为教育教学改革的着眼点和 切入点,通过招生、课程、评价机制等改革措施,构建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针对教育、科技同经济社会发展联系不紧密的问题,要把学校放在国家现代化的大舞台和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中更加坚持开放办学。坚持对内和对外开放,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针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立科学合理的资源保障机制,既依托政府投入的主渠道,又面向市场、服务社会,积极探索多元化筹集办学资源的渠道和方式。针对教育行政化倾向,探索办学治校规律,推进去行政化改革,严禁用行政权力获取学术资源,强化管理部门的服务职能。

这些改革并不是孤立的,都涉及人特别是教师,所以要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协调好各项改革。同时,由于不同院系学科的具体情况不同,面临的矛盾、问题不同,必须充分调动院系的积极性。各院系应在学校改革的总框架下,研究制定本单位的改革方案,明确改革的任务、规划好路线图、制定好时间表,确保改革方案符合实际、针对性强、便于落实。

3.依靠群众,稳步推进,处理好综合改革中的各类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处理好这六大关系事关改革的成败。学校综合改革的各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影响,时间区间从现在起到2020年,也要分步实施、突出重点、积极稳妥,按照要求“正确、准确、有序、协调地推进改革”。同时,必须紧紧依靠师生员工搞好改革。没有广大师生的积极参与,学校任何改革都不会成功。

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加强学校意识形态工作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宣传思想工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事关宣传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长远发展的根本问题,对新时期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能否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是对我们党的一个现实考验。

深刻认识高校在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性。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场所,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也历来是西方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的重点对象和重点单位。最近林泰教授主编的《问道》一书,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总结了社会思潮形成发展轨迹,分三级扩散:在一定的社会发展基础上,一些人提出引领社会走向的思想理论,在知识群体内传播、发酵、论辩,再以多样化形式在大众中传播、扩散,形成社会思潮的交锋,形成群体性的政治斗争。大学阶段是学生成长、形成世界观人生观的关键时期,而敌对势力正是把“希望”寄托在今天的年轻人、明天的管理者身上,寄托在一二十年甚至四五十年之后。因此,高校不仅是各种社会思潮、思想观点交锋的地方,也是各种势力争夺的阵地。意识形态斗争具有隐蔽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学校的党员干部和教师一定要有这种意识,明确肩负的责任。

自觉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增强鉴别力,保持定力。近期,有一些热点问题需要引起高度注意。比如,炒作“宪政”话题、曲解中国梦、歪曲全面深化改革等;攻击我国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管理举措;借重要时间节点和历史事件散布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宣传民粹主义,放大经济社会热点问题;搞“新公民运动”,煽动街头政治;炒作政治民族宗教问题,搞分裂分化;散布新版“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面对这些思潮,学校党委、宣传部门和全体党员干部要一起做好理论引导工作。在工作中要注意区分问题的性质,正确区分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对学术问题,要发扬民主、平等讨论,做到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对思想认识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加强正面教育引导。对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定,不能当好好先生,听之任之。学校党委要按照中央要求和统一部署,对一些政治性敏感性强、危害性大的错误思想观点,及时通过党内文件、内部通报、宣传口径等形式,在广大干部和师生中加强理论学习,统一思想认识。对天战我们根本政治原则、政治制度、政治底线的思想观点,要有正确的立场、鲜明观点、坚定态度。

做到“敢抓敢管、善抓善管、常抓常管”。在宣传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必须强化党委的领导责任和阵地意思,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大力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三进”工作。运用主题教育、宣传典型等有效措施,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学生自觉把个人奋斗成长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联系起来。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把思想政治素质作为队伍建设的重要因素,把好进人关口,做好青年教师思想工作。提高干部队伍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开展宣传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能力,用颜色革命等鲜活事例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坚定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大力加强宣传阵地建设,提高舆论引导水平,拓展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宣传途径,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讲座、论坛、研讨会等的管理,为学校改革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建设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学校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他围绕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高校要以更大的努力抓好学校党的建设,在深化综合改革、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更充分地发挥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加强学校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提高领导班子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办学目标的实现,综合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党委和领导班子。要把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完善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增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自觉性坚定性,始终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办学治校能力建设作为重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把握和运用规律、创造性开展工作,在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中推动学校学科发展。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根本保证,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扎实推进教育实践活动的整改落实、建章立制工作,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持续深化作风建设,用优良党风带校风、促学风、正教风。

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好干部标准,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人,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要着眼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深入推进干部选拔任用、教育培训、考核评价、激励流动等机制改革,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当前学校改革发展任务很重,首先要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勇于担当”,切实承担起组织赋予的重任,各尽其职,负起责任;不折不扣执行学校工作部署,提高执行力;处理好业务和管理关系,保证主要时间、精力用于校内事务和学校管理工作。同时,要求干部“甘当表率”,坚持廉洁自律、反对腐败,增强组织观念,严格遵守各项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严格执行八项规定精神,密切联系师生员工,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抓好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基层组织是党的细胞,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清华大学有50多个基层党委(直属总支)、1200多个党支部和2万多名党员,抓好基层、打牢基础是学校党的建设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基础性工作。要坚持用心建设、常抓不懈,大力推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使学校各级基层组织始终成为团结师生、推动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加强党员教育管理,严格党内组织生活,严把入口关,做好在骨干教师和优秀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健全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在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摘自《中国高等教育》2014年第1314期】

  发表日期:20141010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制定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贵州日报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制定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20151113日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十三五”时期是我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培植后发优势,奋力后发赶超,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具体实际,中共贵州省委就制定“十三五”规划提出如下建议。

一、“十二五”时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前所未有成就,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十二五”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充满挑战的国际国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高举“发展、团结、奋斗”旗帜,坚持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主基调,大力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主战略,抢抓国发2号文件出台、贵州与全国同步小康上升为国家战略等重大历史机遇,大力构筑“精神高地”,奋力冲出“经济洼地”,顺利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实现了在西部地区赶超进位的历史性突破,为“十三五”时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二五”时期是我省经济加速发展、综合实力提升最快的五年。通过积极争取中央支持、全力吸引外部资源获得了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通过增比进位、项目观摩激发了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巨大热情,通过打造“5100工程”等发展平台集聚了发展要素,推动传统产业调整升级,促进科技资源聚集,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大数据、大健康等新兴产业风生水起,文化旅游业成为重要支柱产业,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城乡发展面貌焕然一新。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年均增长12.5%以上、突破1万亿元,人均水平接近5000美元,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位居全国前列,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速度。

“十二五”时期是我省突破瓶颈制约、基础设施变化最大的五年。交通建设突飞猛进,铁路营运里程突破3000公里,贵阳至广州、贵阳至长沙高铁开通,进入“高铁时代”。高速公路里程突破5100公里,成为西部第一个县县通高速公路的省份。通航机场实现9个市()全覆盖,民航进出港旅客人数增速位居全国前列。水运航道加快建设,乌江基本实现全程通航。水利建设空前加快,开工和建成黔中水利枢纽、夹岩水利枢纽、马岭河水利枢纽等一批大中型水利工程,预计新增供水能力18亿立方米,新增农田有效灌溉面积451万亩,解决130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通信基础设施实现升级换代,“宽带贵州”建设取得突破,贵阳、遵义、安顺实现通信同城化。

“十二五”时期是我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发展活力最足的五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健全了现代市场体系,壮大了市场主体规模,各类企业注册资本超过2万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4,国有控股龙头企业加速成长,预计民营经济比重从35%提高到50%。坚持以开放倒逼改革,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创建了贵安新区、贵阳综合保税区等“1+7”重要开放平台,高标准举办了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酒博会、数博会、茶博会、民博会、世界山地旅游大会等国际性重大活动,大大提升了贵州对外开放活跃度和投资开发吸引力,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和引进省外实际到位资金预计分别年均增长32.9%53%28.3%

“十二五”时期是我省坚守两条底线、生态建设成效最好的五年。坚持“多彩贵州拒绝污染”,争取国家批准了《贵州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强力实施绿色贵州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预计完成造林面积2161万亩,治理石漠化面积8270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0%以上。预计淘汰落后产能3783万吨,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9%,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等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分别减少24.2万吨、4.9万吨、2.3万吨和0.3万吨,提前完成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任务。主要河流水质明显改善,贵阳等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位居全国前列。颁布《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成立了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机构,在全国率先开展了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启动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和排污权交易改革试点,建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市场化保障机制。

“十二五”时期是我省社会协调发展、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五年。民生事业和社会治理全面发展,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分别年均增长11.7%14.8%,达到24465元和7505元。扎实推进“33668”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实施精准扶贫脱贫“1+10”配套文件,贫困人口从2011年的1149万人减少到2014年底的623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3.4%下降到14.3%。城镇新增就业265万人,是“十一五”时期的2.8倍。各级财政投入教育经费2747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2.6,实施教育“9+3”计划、中职学校“百校大战”和“四项突破”工程,花溪大学城、清镇职教城、贵州大学新校区等基本建成,预计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从77%55%20%提高到85%85%30%。开工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154万套,改造农村危房192万户,完成扶贫生态移民搬迁14.8万户、62万人。文化艺术、卫生计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群体性事件、刑事治安案件大幅度下降,社会和谐安定有序,公共安全保障更加有力。“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小康建设六项行动计划成效明显,预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数从2011年的58.7%提高到2015年的80.5%

通过五年的发展,贵州进入了后发赶超、加快全面小康建设的重要阶段,站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五年的发展历程让我们深深感到,贵州是一片充满希望和活力的热土,只要我们不甘垫底、奋起直追,就一定能撕掉贫困落后的标签,实现同步小康的奋斗目标。

五年的成就来之不易,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创造的精神财富影响深远。五年的发展启示我们,在贵州推进同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必须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坚持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做到两条底线一起守、两个成果一起收。必须坚定不移实施主基调主战略,坚持“赶”与“转”并举,强化增比进位机制和比学赶帮氛围,在全力赶超中加快转型、在转型升级中跨越发展,持续保持明显高于全国的发展速度,在不断缩小差距中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把改革开放作为根本动力,坚持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大力实施开放带动和创新驱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创新中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必须把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大力实施扶贫攻坚第一民生工程,千方百计解决好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必须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强化正风肃纪,加强作风建设,始终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坚持以上率下,点燃各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激情,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大力营造政通人和、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提振精气神,凝聚正能量。

二、全面准确把握“十三五”时期的形势任务,奋力推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新跨越

科学谋划“十三五”时期发展,必须在深刻分析形势与任务、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积极适应新常态,牢固树立新理念,科学引领新发展,奋力实现新跨越。

()“十三五”时期是全省科学发展、后发赶超、同步小康的决胜阶段。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外部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加快转变,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成,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同时也进入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为主要特点的新常态,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综合分析,国内外大环境对我省发展总体有利,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心重视贵州,给予重大支持,为我省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国家实施“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为我省扩大国际国内开放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家实施大数据和网络强国等战略,为我省弯道取直、后发赶超创造了宝贵契机;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我省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提供了政策支撑;国家加快补齐发展短板,为我省缩小与全国差距带来了重要机遇;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我省完善现代基础设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社会事业等提供了良好条件。

从我省来看,经过“十二五”时期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基础条件日益改善,发展环境不断优化,资源红利、生态红利、劳动力红利、政策红利、改革红利正在叠加释放,全省上下团结奋进、干事创业的激情空前高涨,这些积极因素为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不高、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依然突出;贫困人口多、脱贫任务重,安全生产压力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法治建设有待加强,一些领域存在不少矛盾和风险,改善民生和维护稳定任务依然艰巨;一些党员干部能力和素质不高,不同程度存在着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为政不廉等问题,提升能力、转变作风、惩治和预防腐败任务依然繁重。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综合判断,“十三五”时期,我省贫困落后是主要矛盾、加快发展是根本任务的基本省情没有变,既要“赶”又要“转”的双重任务没有变,快于全国快于西部的发展态势没有变,我们可以大有作为,也必须奋发有为。我们必须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倍加珍惜加快发展的好势头,倍加珍惜团结和谐的好局面,倍加珍惜干事创业的好状态,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凝心聚力肩负起科学发展、后发赶超、同步小康的历史使命。

()“十三五”时期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的总体要求和发展理念。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坚持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新跨越主基调,深入推进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主战略,突出抓好大数据、大扶贫两大战略行动,培植后发优势,奋力后发赶超,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确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贯彻落实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的工作总纲,最根本的是要遵循中央确定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党的领导”六条重要原则,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起来,贯彻落实到发展各领域全过程。

——牢固树立和落实创新发展的理念。深刻认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聚焦创新体系、创新平台、创新能力建设,充分用好“5100工程”等重要平台和工作抓手,积极搭建各类创新载体和研发基地,广泛吸引国内外创新型企业、科技领军人才到我省落户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大力培育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牢固树立和落实协调发展的理念。深刻认识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速度与质量、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突出比较优势与补齐发展短板、重点突破与分类指导等重大关系,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不断增强全省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发展的整体性。

——牢固树立和落实绿色发展的理念。深刻认识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全面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进绿色贵州建设,巩固生态环境优势,构筑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生态之美谋赶超之策、造百姓之福。

——牢固树立和落实开放发展的理念。深刻认识开放是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坚持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激活发展,充分发挥我省近海近边近江和西南陆路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拓展和提升“1+7”重点开放平台,高标准高质量举办好各类国际性国家级活动,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努力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

——牢固树立和落实共享发展的理念。深刻认识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科学治贫、精准扶贫、有效脱贫,深入推进小康路、小康水、小康房、小康电、小康讯、小康寨基础设施建设六项行动计划,着力解决好农村留守人员的突出困难,织好基本民生安全保障网,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促进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全面进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全省上下要充分认识这场变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统一思想,协调行动,深化改革,开拓前进,找准贵州定位,发挥贵州优势,彰显贵州特色,创造贵州奇迹。

()“十三五”时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新跨越的奋斗目标。今后五年,要围绕如期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牢牢守住增长速度、人民收入、贫困人口脱贫、社会安全四条发展底线和山青、天蓝、水清、地洁四条生态底线,努力建设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协调进步、民族文化繁荣、生态优势突出、民主法治健全、人民幸福安康的多彩贵州。

——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实现新跨越。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左右,发展空间格局得到优化,投资效率和企业效率明显上升,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成长,服务业比重进一步上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加快提高,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同步提升。基本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交通、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体系。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新跨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水平上升。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明显提高,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森林覆盖率大幅提升,空气质量指数稳定上升,重点流域水质优良率继续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主要生态系统步入良性循环,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取得突出成效。

——扶贫攻坚和民生改善实现新跨越。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脱贫,贫困县、贫困乡镇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城乡居民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收入差距缩小,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城乡就业更加充分。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进一步提升。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显著增强。文化、社保、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物价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

——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实现新跨越。全面深化改革步伐加快,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行政效能进一步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开放平台和合作机制更加完善,“引进来”与“走出去”取得重大进展,对内对外开放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动力和活力进一步增强。

——社会建设和法治保障实现新跨越。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广泛弘扬,崇德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更加浓厚。法治贵州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各类社会主体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得到有效维护,社会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民族关系更加团结和睦,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三、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加快构建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贵州产业体系

新型工业化是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重要途径,是提升经济实力、实现产业协调发展的关键。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生态化、特色产业规模化、新兴产业高端化。

()高端定位、优先突破新兴产业。把新兴产业作为促增长的着力点、调结构的主战场。发挥产业政策导向和促进竞争功能,积极争取国家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支持,培育一批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以大数据为引领的电子信息产业,推进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打造全国大数据发展战略策源地、政策先行区、创新引领区和产业聚集区,全力打好大数据战略行动突围战。加快发展以大健康为目标的医药养生产业,打造独具特色的医药养生基地。加快发展以无公害绿色有机为标准的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建设全国绿色有机农产品供应基地。发挥全域旅游资源优势,加快发展以民族和山地为特色的文化旅游业,大力发展山地新型旅游业态,打造以“多彩贵州·山地公园”为品牌的世界知名山地旅游目的地,建成山地旅游大省,让多彩贵州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风行天下。加快发展以节能环保低碳为主导的新型建筑建材业,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促进建筑业与建材业融合发展。

()改造提升、做大做强特色产业。立足我省发展阶段、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加快对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服务化、绿色化改造,推进行业整合和品牌提升。加大推进煤、磷、铝、钢、锰等资源精深加工产业发展,加快建成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资源深加工基地。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建立省级层面军民融合领导机构,依托军工基地的技术优势,发展壮大军民融合产业,积极打造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成以航空航天为重点的国家级装备制造业基地。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制造二O二五》,引导制造业向分工细化、协作紧密方向发展,促进高端数控机床、机器人、医疗器械、农业机械等产业发展壮大,打造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的“贵州制造”产品。大力推进酒、烟、茶、药、食品“五张名片”为重点的特色产业规模化,打造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贵州品牌”。加快发展石材产业,培育石材交易市场,壮大一批石材产业基地。发挥水资源品质优势,大力开发天然饮用水系列产品,把饮用水发展成为重要优势产业。

()广泛培育、加速升级服务业。积极发展金融保险、现代物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电子商务、节能环保等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发展健康服务、商贸服务、旅游工艺、家庭服务、养老服务、休闲娱乐等生活性服务业。着力扩大居民消费,引导消费向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放宽市场准入,加强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加快形成具有鲜明贵州特色的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不断提高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

()大力提高产业集约集聚发展水平。加快培育壮大一批主导产业突出、特色鲜明的功能园区,提高园区经营管理水平,创新园区融资方式,盘活园区标准厂房、基础设施等存量资产,促进产业园区持续健康发展,提高投资效率和产出水平。深入实施工业“百千万”工程,扎实开展服务企业、服务项目“双服务”行动,大力扶持龙头企业、骨干企业、大型企业、上市企业,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形成一批“顶天立地”的大企业、“铺天盖地”的中小微企业、勇闯天地的创新型企业。加快培育产业集群,增强产业间和企业间协作配套能力,提高产业集中度,形成一批承载大数据信息产业、大健康医药产业、装备制造业、食品产业、两烟产业、白酒产业的千亿级产业园区。

四、深入实施城镇化带动战略,加快建设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示范区

城镇化是优化区域经济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本途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道法自然,依托山地特色,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走出一条具有贵州特色的山地新型城镇化路子。

()构建布局合理、层次分明、富有活力的城镇体系。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调节城镇规模,立足独特的山水地貌,不断优化城镇形态、功能和结构布局。进一步增强贵阳城市功能,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加快贵安新区开放开发,推进贵安新区与贵阳、安顺同城化发展,加快构建黔中城市群。做大做强区域中心城市,推动遵义、六盘水、毕节、铜仁、凯里、都匀、兴义等城镇组群加快发展。提升区域次中心城市功能,实施小城镇“十百千”行动计划,建设一批交通枢纽型、旅游景点型、绿色产业型、工矿园区型、商贸集散型、移民安置型等特色小城镇。加快推进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结合农村集中建房发展各类区域性中心村,促进城镇与乡村协调互动。优化城镇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推进产城景一体化融合发展。坚持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产城一体,完善城镇功能分区,培育发展各具特色的城镇产业体系,提高城镇要素集聚、产业发展和就业吸纳能力。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镇地下综合管廊、公共交通、防洪排涝等建设水平。加快建设海绵城市和智慧城市,不断增强城镇综合承载功能,全面提升城市内在品质。突出山地特色编制城镇风貌规划,注重民族元素丰富城镇人文内涵,依山就水加强河湖水系统综合治理和园林绿化,推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打造“山水田园林地”相融合的宜居宜业宜游城镇。加快推进遵义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搞好安顺、都匀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加快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落实中央确定的“三个1亿人”城镇化行动计划,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创业培训和服务,切实解决好住房、社保、医疗卫生、子女教育和权利维护等问题,促进进城农民安居乐业。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度建设,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

()推进区域经济优势互补和民族地区协调发展。按照黔中带动、黔北提升、两翼跨越、协调推进的原则,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构建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把贵安新区培育成为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加强黔中经济区、黔北经济协作区、毕水兴经济带建设,支持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等民族地区跨越发展,形成黔中、黔北率先崛起,各区域协同加快发展新格局。加快贵广、湘黔、贵昆、成贵、渝黔等高铁经济带建设,鼓励发展临空经济,吸引各种生产要素向城镇、重点产业园区和高速公路、骨干航道等重要交通沿线聚集发展,形成一批辐射力强和对内对外开放的经济走廊。按照“抓两头、带中间”的思路,支持城区和经济强县率先发展,帮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加快发展,带动发展潜力县竞相发展,促进县域经济协调发展。

五、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优势,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省发展的重要优势。必须坚持绿色富省、绿色惠民,加快生态环境优势向经济社会发展优势转化,把我省建成具有影响力的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完善主体功能区政策,重点开发地区提高产业和人口集聚度,农产品主产区建设农产品生产核心区。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加强土地用途管制,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实现一个市县一本规划、一张蓝图。以市县级行政区为单元,建立由空间规划、用途管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差异化绩效考核等构成的空间治理体系。推进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逐步扩大试点范围。积极申报创建国家公园。

()全面实施生态建设工程。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推进绿色生态廊道建设,保护生物多样性,筑牢“两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实施“绿色贵州建设”行动计划,大力开展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大力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发挥国有林场在绿化国土中的带动作用,大幅提高森林覆盖率,推进中心城市环城林带和城镇生态建设,大力开展生态县、生态乡、生态村创建活动。推进区域间横向生态补偿,强化激励性补偿,深化民族自治州生态补偿示范区建设。深入实施水利建设、生态建设、石漠化治理“三位一体”规划,建设国家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区。

()全面加强环境治理和保护。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强化环境保护问责,引入第三方评估,形成政府、市场、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按照“建、管、改、治”要求,围绕城镇、园区、企业等重点领域和煤、磷、电、酒等重点行业,强化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水生态保护,严格保护赤水河、锦江水质,强化水污染防治,全面推进工业废水和城乡生活污水治理,加强乌江、清水江、南北盘江等流域污染防治,实施八大流域环境保护河长制,组织实施好草海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工程,积极争取国家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和资金。强化大气污染防治,加强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利用,稳定提高全省空气质量。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和耕地质量保护,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改善土地资源质量。支持各地申报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加大环保执法司法力度,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违法犯罪行为。

()全面推行循环低碳发展模式。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优化能源结构,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加快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太阳能、地热能、风能等开发利用,争取国家支持核电项目开发。实施循环发展引领计划,推进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园区循环式改造,减少单位产出物质消耗。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和再生资源回收的衔接,推进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促进资源再生利用,支持六盘水市创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加快建设一批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和园区。推进交通运输低碳发展,实行公共交通优先,加快轨道交通建设,鼓励自行车等绿色出行。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计划,支持节能环保产业园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基地建设。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推动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和服务业水平显著提高,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

()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坚持节约优先,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落实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严守“三条红线”,以水定产、以水定城,建设节水型社会。坚持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调整建设用地结构,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和工矿废弃地复垦,严格控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规模。争取国家在我省开展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大力弘扬生态文化,提高全民生态文明意识,在生产、流通、仓储、消费各环节落实全面节约,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

六、全力实施大扶贫战略行动,坚决打赢科学治贫精准扶贫有效脱贫攻坚战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牢固树立科学治贫、精准扶贫、有效脱贫的理念,大力实施“33668”扶贫攻坚行动计划,把我省建成全国扶贫开发攻坚示范区。

()进一步强化大扶贫工作格局。坚持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重在乡村的工作机制,在全省强化“党委主责、政府主抓、干部主帮、基层主推、社会主扶”的大扶贫格局。实行各级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从省到县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为双组长的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层层签订军令状、落实责任制。严格考核各级党委、政府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的工作实绩。强化各级干部与贫困人口的定点挂钩、对口帮扶机制,做到不脱贫不脱钩。引导广大基层组织站在扶贫开发第一线,筑牢解决贫困问题的工作基础。深入推进领导干部遍访偏远贫困村贫困户。开展好“扶贫日”活动,引导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参与扶贫事业,让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积极投身到扶贫开发中来。

()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突出扶持对象精准,完善建档立卡,总结推广威宁自治县迤那镇“四看法”,对贫困人口实施精细化管理。突出项目安排精准,落实目标、任务、资金和权责“四到县”,建好精准扶贫项目台账。突出扶贫资金精准,推广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三变”经验,探索财政扶贫资金和农村集体资源量化到户、股份合作、入股分红、滚动发展。突出措施到户精准,聚焦“两有户”“两因户”“两无户”“两缺户”,细化“六个到村到户”措施,做到精准滴灌、靶向治疗。突出因村派人精准,全面落实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充实配强驻村工作组,增强农村脱贫第一线核心力量。突出脱贫成效精准,完善退出机制,实现贫困县、贫困乡镇全部摘帽,所有贫困村出列,贫困人口全部实现稳定脱贫。突出考核评价精准,建立差异化考核制度,完善问责激励双重机制,把扶贫开发实绩考核延伸到贫困乡镇和贫困村。突出督促检查精准,制定实施精准扶贫督查办法和工作台账,加大跟踪督查、随机抽查、明察暗访等力度,严肃查处不干事、不落实、不作为的行为。

()采取一揽子措施解决贫困问题。全面落实“1+10”精准扶贫配套文件。抓好产业扶贫,研究设立产业化扶贫专项基金,实施扶贫攻坚示范县、扶贫特色优势产业、扶贫产业园区“310工程”,加快贫困地区电子商务、乡村旅游、劳务经济发展。抓好扶贫生态移民,对生态特别重要和脆弱的区域实行生态保护扶贫,提高贫困户搬迁比例和搬迁补助标准,提高生态修复程度,用活用好增减挂钩政策,确保全面完成142万人的搬迁任务。抓好社会保障扶贫,不断提高农村低保标准,逐步推进农村低保标准和扶贫标准“两线合一”,完善新型社会救助制度体系,筑牢社会保障兜底网。抓好教育扶贫,将农村贫困学生资助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完善资助体系,提高资助标准,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应助尽助、精准资助”。抓好医疗扶贫,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医疗保障”,推进新农合和大病保险全覆盖,加快贫困地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标准化建设。抓好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大力实施“雁归兴贵”行动计划,深入实施“11人”职教培训,让更多农民工就近就业。抓好财政金融扶贫,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创新金融服务,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特惠贷”,为贫困户提供更多贷款支持。抓好扶贫力量整合,配合做好中央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东部地区对我省定点帮扶、对口帮扶,扎实推进省属国有大型企业结对帮扶,建立健全社会扶贫信息服务网络和扶贫志愿者服务网络。

()加快推进特困地区和特困群体脱贫攻坚。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和世居人口较少民族扶贫开发工作,出台人口较少民族整体脱贫扶持政策,加快实施民族地区重大工程,优先安排少数民族贫困群众脱贫致富项目。以武陵山片区、乌蒙山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为扶贫攻坚主战场,实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和县级规划,深入推进大规模、区域性、产业化连片开发。实施麻山、瑶山、雷公山、月亮山专项扶贫行动计划,促进特困地区加快发展。加强对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等特殊困难人群关爱服务,建立政府、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关爱服务救助保护体系。

七、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必须充分发挥我省农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坚持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在美丽乡村建设上迈出新步伐。

()探索具有贵州山地特色农业现代化路子。坚持把山地特色作为我省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根本路径,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以农业产业园区为引领,推动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做强粮食、生态畜牧、茶叶、马铃薯、中药材等主导产业,做优特色食粮、特色养殖业、特色渔业等特色产业。进一步提高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经济作物占种植业的比重,提高二三产业占农村经济的比重。延伸农业产业链,着力发展以农产品储藏保鲜、精深加工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加快发展以农业观光旅游、农业物流为主体的第三产业,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抓好品种、品质、品牌建设,提升“三品一标”产品比重。加快构建农业科技体系,推进农业标准化和信息化,建立可追溯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提高农产品安全质量水平。

()培育具有龙头带动能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构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体系。建设以重点企业为龙头、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专业合作社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向市场、走出贵州。加快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健全家庭农场管理和服务制度。鼓励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专业协会、合作组织,开展信用合作试点,推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探索培育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专业合作社。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民收入增长支持政策体系。加快构建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多种形式的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开展政府购买公益性服务试点。

()打造具有贵州地域特点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深入开展以“四在农家·美丽乡村”为主题的新农村建设行动,以“六个小康”行动计划为抓手,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深入实施环境整治工程,推进“城中村”、城乡结合部、乡镇村庄等环境整治,扎实抓好农村垃圾、污水处理。集中力量打造各类省级综合示范村,建成一批设施完善、产业兴旺、生态良好、环境优美、魅力独特的宜居宜业宜游乡村。保护传承传统文化、耕读文明,加强溪流、林草、湿地、山丘等生态细胞和民族村寨等文化元素保护,建设美丽宜居的家园、增收致富的田园、寄托乡愁的故园、观光休闲的公园、投资兴业的乐园,实现“美丽乡村,让多彩贵州更加精彩”。

八、加大投资强度,建设适度超前、功能完善、配套协调、内通外联的基础设施体系

基础设施建设是我省实现后发赶超、同步小康的重要支撑。必须保持投资合理较快增长,优化投资结构,增加有效投资,加快实施重大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工程,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

()构建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加快铁路建设,建成贵阳至昆明、重庆、成都、南宁等高铁,形成贵阳与周边省会城市23小时交通圈,构建通达全国的高铁网。规划建设“三环八射”铁路网和贵阳至兴义等城际铁路,支持贵阳、遵义、六盘水等城市轨道建设,打造贵阳至黔中城市群其他中心城市1小时、至其他市()中心城市2小时铁路交通圈。加快高速公路建设,建成环贵州高速公路,形成省内“六横七纵八联四环线”高速公路网络,增加出省通道,完善高速公路路网连接通道。加大国省干道改造养护力度,推进基础设施向县以下延伸,实现村村通沥青路或水泥路、村村通客运。加快完善民用航空体系,形成“一枢纽十六支”机场布局。大力推进乌江、南北盘江—红水河、都柳江、清水江通航设施建设,形成通江达海的水运出省通道。建成一批“多式零距离换乘”交通枢纽。

()基本解决工程性缺水问题。大力推进水利建设行动计划,加快供水管网工程和民生水利保障工程建设维护,规划建设一批骨干水源工程,实现县县有中型水库,乡乡有稳定供水源。实施农田水利配套工程,提高农田灌溉保障水平。加强河流治理和山洪防治,健全防洪减灾体系。加强水质水量监测和管理,基本建成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保证集中供水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提高重点区域水资源综合调配和应急供水能力。大力推进水务一体化改革发展。

()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是信息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战略支撑,要像抓交通水利建设一样抓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骨干网络优化、城乡网络全覆盖、农村宽带延伸等重大信息基础建设,构建“出省宽、省内联、覆盖广、资费低”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力争国家支持贵州作为国家级数据交换南方中心、国家面向西南和东盟的数据服务基地,将贵阳、贵安新区增设为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打造全国信息交换枢纽。加快推进“三网融合”,大力实施“宽带贵州”行动计划,实现行政村“村村通宽带”并向自然村延伸覆盖,加快建设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省。

九、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发展社会事业、改善公共服务是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条件。必须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加强民生各项工作,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实更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深入推进教育优先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宗旨,把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作为重点任务,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以提高人口素质为核心,深入实施教育提升工程。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大力加强基础教育,

基本普及十五年教育,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普通高中优质多元特色化发展。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强职教园区建设,加快推进产教深度融合,推广完善“产业园区+标准厂房+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大力提升高等教育,积极争取部属高校与省属高校合作办学,鼓励高校开放办学,优化高等学校布局结构和学科专业结构,继续推进花溪大学城建设,推进高校内涵式发展。积极发展特殊教育、民族教育和继续教育,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发展远程教育,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加快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优化城镇新建小区教育资源配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深入推进教改实验区建设。

()积极促进大众创业就业。坚持“众创、众包、众扶、众筹”,推进全民创业行动计划,实施就业创业促进工程,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返乡创业格局。开展创业型城市建设,培育创业型企业、创业型员工,构建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完善创业扶持政策,鼓励以创业带就业,建立面向人人的创业服务平台。积极促进充分就业,大力发展就业吸纳能力强的产业,发挥小微企业就业主渠道作用,做好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搬迁移民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推进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和职工合法权益。

()大力建设健康贵州。实施健康贵州建设工程,优化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完善省市县乡村五级医疗服务网络,全省新建、改扩建100所综合性医院,40万以上人口县的人民医院(含中医院)按照三级医院标准进行规划建设。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坚持公益属性,破除逐利机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健康服务业。规范基本药物制度,探索县乡村一体化药品配送模式,实施药品电子监管,满足群众用药需求。推进分级诊疗和卫生信息化,实行新农合、大病医保、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积极推进“智慧医疗”建设,构建广覆盖、多层次、多元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大力推进医疗机构专业人才继续教育。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重大疾病防控机制。优化公共卫生监测和医疗质量监管服务。落实食品安全战略,建立覆盖全过程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形成严密高效、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落实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提高生殖健康、妇幼保健、托幼等公共服务水平。广泛开展全民康体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加强心理健康服务。

()全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推进全民参保计划,实施社会保障兜底工程,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完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发展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养老金合理增长机制。推进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统筹,加快完善医疗救助保障体系,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保险政策,健全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实现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加快社会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大力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残疾人事业。深入实施城乡危旧房改造工程,加快推进城镇保障房、扶贫生态移民房建设和农村危房改造。

()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均衡配置公共文化资源,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体系、文化市场体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积极发展文化创意、影视服务、文化会展等产业,做大做强省直骨干文化企业,规划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特色文化产业群。发掘和利用民族文化、山地文化、阳明文化、红色文化、“三线”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打造更多文化精品,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振兴传统工艺,落实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支持黔东南国家级民族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建设。

十、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加快建设具有后发优势的创新型省份

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开放是发展的必然要求,创新是发展的根本之策。必须坚持把改革开放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在创新中赢得后发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新跨越提供持续动力。

()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深入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决策部署,坚持战略导向、问题导向、民生导向,不断提高改革举措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商事制度改革、资源配置体制机制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围绕利用大数据推动政府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数据铁笼”计划,提升政府决策能力、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加快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围绕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创新,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落实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建立严格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在污染防治第三方治理等方面先行先试。围绕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扶贫开发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围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教科文卫体等社会事业改革,让社会更加和谐稳定、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支持毕节试验区闯出新路子,探索新经验。

()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深度对接和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发展,深化经济区协作和发展,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整体水平,探索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新路子。加强与美国、德国、瑞士、韩国、台湾等区域交流合作,更加重视与东盟的交流,扩大与港澳的合作。拓宽对外开放通道,向南接入海上丝绸之路,向北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进入中巴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向东联入长三角。全面提升贵安新区等“1+7”重点开放平台,办好用好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酒博会、数博会、茶博会、民博会、世界山地旅游大会等重大活动平台,争取设立中国(贵州)自由贸易试验区。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培育壮大外贸经营主体。完善投资布局,扩大开放领域,放宽准入限制,促进省内省外、国际国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三)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围绕用好“5100工程”等平台和抓手,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资源,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围绕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和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突破一批产业关键共性和配套技术,促进产业技术重点跨越和产业链向两端延伸,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建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围绕打造国家级和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加快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建设,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支持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建设,积极争取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以贵阳市、贵安新区和贵州科学城、中关村贵阳科技园为主体申报创建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争取新组建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围绕提升创新能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探索“企业出题、政府立题、协同解题”的产学研合作创新之路。围绕营造创新环境,推动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完善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

十一、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加快建设法治贵州

良好的法治是首要的发展环境。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

()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工作。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加快重点领域立法,坚持问题导向和立改废释并举,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快形成完备的法规规章体系。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突出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社会治理、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立法。

()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设定权力、行使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推行综合执法,实现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依法履行政府职能,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规制度,推行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全面推进依法决策,健全重大行政决策必经程序,积极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行政权力监督,依法实行政务公开。探索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

()推进公正司法。完善对权利的司法保障、对权力的司法监督,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健全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优化司法职权运行机制,加强司法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完善旁听庭审、诉讼档案查询等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司法救助体系。强化司法活动的监督。建立司法工作人员廉政档案制度。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观念,在全社会形成良好法治氛围和法治习惯。加强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加大媒体公益普法力度,提高普法实效。建设完备有效的法律服务体系,发展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业,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援助,构建城乡均等的法律援助工作体系。

(五)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建设平安贵州,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活动,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天网工程”。严密防范、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坚决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及时排查化解安全生产隐患。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进公共安全法治化。探索县域信访管理新模式,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统筹解决好特殊人群服务管理问题。

十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提供坚强保障

发展是解决贵州所有问题的根本所在。各级党委必须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更加有力有效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体制机制。坚持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加强制度化建设,改进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强化全委会决策和监督作用。完善党委研究经济工作机制,加强对地方重大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善于运用辩证思维、底线思维、战略思维谋划发展,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服务,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使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更加自觉和有效。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完善信息发布制度。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落实“三严三实”要求,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广泛动员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充分发扬民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宣传和组织群众能力,弘扬“开放创新、团结奋进”新时期贵州时代精神,激发各族群众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的自觉自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共识和力量。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多彩贵州文明行动”。高度重视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及时分析研判网络舆情等意识形态领域新情况新动向,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有效发挥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渠道和专门机构作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作用,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示范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群团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广泛凝聚群众力量。加强全民国防教育、人防战备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密切军政军民团结,积极支持驻黔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现代化建设,提高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质量。

()切实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扎实推进各类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对基层组织的指导和管理,使基层组织成为基层基础的重要依托。扎实推进基层发展型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强化政治功能、发展功能、服务功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更加奋发有为地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选好配强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统筹抓好乡镇党委书记、村党组织书记和农村致富带头人“三支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干部发展经济、改革创新、依法办事、化解矛盾、带领群众的能力。

()建设高素质的干部和人才队伍。强化发展型开放型创新型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优化领导班子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按照“好干部”20字标准,大力培养选拔讲政治、懂专业、会治理、善改革、敢担当的领导干部。建立健全目标管理、岗位责任、激励关怀、约束问责“四位一体”有机结合、相互衔接的从严管理干部机制,把严的要求、严的纪律、严的措施贯穿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树立敢为、快为、善为的工作导向,着力打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落实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强化人才智力支撑,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实施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遴选培养计划,深入实施“百千万人才引进计划”“黔归人才计划”,着力培养集聚科技领军人才、企业家人才、高技能人才队伍。健全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完善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建设西部重要的创新人才集聚区。

()强化“十三五”规划建议目标任务的分解、细化和落实机制。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按照本建议确定的发展思路、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举措,制定我省“十三五”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各级各部门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本地区“十三五”规划。各级各类规划要有明确反映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指标,增加政府履行职责的约束性指标。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做到谋划发展“扣扣子”、责任履行“担担子”、工作落实“钉钉子”,确保“十三五”规划建议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实现“十三五”时期奋斗目标,前景光明美好,任务繁重艰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锐意进取,顽强拼搏,奋发有为,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第二部分

创新创业教育篇



在深入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座谈会上的讲话

国务院副总理 刘延东

 

首届“全国双创活动周”于昨日拉开序幕,李克强总理出席开幕式并作重要讲话。今天,我来到吉林大学参加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活动。李克强总理对此活动高度重视,专门作出重要批示,大家要认真学习贯彻。刚才,我观看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果展,与参加“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青年朋友们作了交流。看到众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成果,看到那么多蓬勃向上的年轻面孔和奇思妙想的优秀作品,我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3省市和4所高校负责同志所作交流发言,讲得很好,听后很受启发。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同志们在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方面花了心思、下了功夫、干了实事、有了成果,令人振奋和鼓舞。下面,我结合大家的发言,就深入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谈几点意见。

一、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积极推进、开局良好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加大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支持力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注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造就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前不久访美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还专程视察了清华大学与华盛顿大学、微软公司在西雅图创建的全球创新学院,并赠送了水杉,寄寓学院茁壮成长,培养全球经济发展和科研创新急需的高端人才。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核心在于激发人的创造力,尤其在于激发青年的创造力。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今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从国家层面作出系统设计、全面部署。

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迅速行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教育部专门召开会议进行动员部署,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文件,并对有关政策进行了集中持续宣传解读。财政部、教育部等部门拟在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专项资金,每年用于奖励对创新创业教育作出贡献的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简化了大学生创业程序,帮助大学生更便捷地享受创业税收等相关优惠政策等。各地党委政府积极行动起来,一些地区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亲自部署推动;一些地区结合实际研究出台了专门文件,加大了政策资金支持力度,多措并举推动改革,各地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高等学校主动作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扎实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112所中央部委所属高校制定了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方案,还有许多高校将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纳入学校综合改革方案,积极有序推进。全国有137所高校、50家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联合成立了“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新疆、甘肃、陕西、青海四省区的16所大学科技园联合建立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众创空间”。今年以来,全国高校共设立创新创业基金达10.2亿元,吸引校外资金12.8亿元,为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这次由教育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和吉林省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紧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实际,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创,充分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丰硕成果,培育创新创业文化,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总的看,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开局良好,改革的动力活力明显增强,呈现出向纵深发展的态势。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各级党委、政府、高教战线的同志都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相比,我们的工作还有差距,还需加倍努力。一是思想认识还没完全到位。有些地方和高校认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部分学生、少数教师参与的小范围改革,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权宜之计,因而深化改革的内生动力不足。二是政策措施还不完善。一些地方和高校调研没有抓住症结和关键,制定的政策不具体,缺乏针对性、实效性。三是推动力度不够。一些地方和高校还只是停留在会议、文件和口头上,没有真正落实到教学观念、培养模式等教育教学的关键环节中,尚未落实到教师学生的教学和实践上。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既存在“中梗阻”,也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必须着眼长远,聚焦聚力,下大气力解决好这些问题。

二、深入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意义重要、任务紧迫

创新创业,是国家发展之根,是民族振兴之魂。今天的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潮流正在蓬勃涌动。我们要找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定位,切实增强深入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责任感紧迫感,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

第一,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迫切需要深入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是基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作出的重要判断。当今时代,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知识更新和技术创新速度明显加快,各国纷纷调整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和教育的作用。从国内看,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迫切需要全面提升创新水平,以创新激发发展潜力、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立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了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人是创新最关键的因素,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理应承担起时代赋予的新使命,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不断提升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加快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迫切需要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今年是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5周年。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取得历史性成绩,为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党和国家的要求以及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仍有待增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这要求我们必须走好“内涵发展、质量提升”的关键步伐,抓住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补齐补强人才培养短板,造就适应时代需要的创新创业人才,集中力量解决好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不够紧密的突出问题,努力向高等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第三,推动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迫切需要深入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就业是民生之首,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是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切实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强化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建设,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实施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做好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工作,除了努力创造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以外,最根本的一条,是从源头上深入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切实提高毕业生创新创业能力,激发创新创业的热情,使其以更高的质量创业就业。同时,青年学生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他们更高质量创业就业,将充分发挥创新创业对就业的倍增效应和带动作用,增强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

三、把握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扎实深入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深入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个核心任务,遵循人才培养和人才成长规律,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凝心聚力,不打折扣地将改革任务落到实处,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形成创新资源集聚、创新人才辈出、创新活力迸发的生动局面。

第一,牢固树立科学的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创新创业教育,使青年学生自觉地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创新创业梦和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要树立创新创业教育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应有之义的理念,把创新创业教育质量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纳入高校教育教学评估指标体系和学科评估指标体系。要树立旨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理念,注重激发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着力增强学生敢于梦想、勇于突破、脚踏实地、勤勉践行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要树立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为检验标准的理念,培养规模宏大、类型齐全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为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贡献力量。

第二,加快推进教育教学改革。这是深入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要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把激发学生的创新活力、挖掘创新潜能、提高创新创业能力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要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促进各类课程包括通识课、专业课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挖掘和充实各类课程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要改革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推动教师把国际前沿发展、最新研究成果融入课堂教学内容,根据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发挥个性化学习、网络化沟通的优势,广泛开展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要强化创新创业实践,加强实验教学资源建设和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搭建实习实训平台,办好各级各类创新创业竞赛。要改革教学管理制度,完善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转换和支持休学创新创业的制度,使大学生有更多的选择和机会。

第三,大力推进协同育人。协同育人是深入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径,是破解办学封闭、同质、低效以及优质办学资源相对不足等突出问题的重要制度创新。要推进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间的协同,高校要更加主动适应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发展,完善调整机制,形成需求导向的学科专业结构和创业就业导向的人才培养结构。要推进高校与高校的协同,推动教师互聘、学生互换、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要推进高校与政府、社会、行业企业的协同,吸引社会资源投入,促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更好地为行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要推进国内高校与国外大学、科研机构的协同,开展实质性、高水平交流合作,吸引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投入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第四,着力提升教师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高校教师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和指导者,是深入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关键。要坚持全员参与、专兼结合,明确全体教师创新创业教育职责,配齐配强专业教师队伍,聘请各行各业优秀人才,担任创新创业课授课或指导教师,让亲身参与过创新创业的人走进校园、站上讲台。在此基础上,要加快建立全国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要开展专门培训,通过建立岗前培训、课程轮训、骨干研修、相关专业教师和创新创业教育专职教师到行业企业挂职锻炼等一系列举措,提高教师创新创业教育的意识和能力。要改革教师考核与评聘制度,着力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绩效考核标准,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的考核评价,充分调动高校教师参与创新创业教育的主动性。

四、全面落实责任,形成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强大合力

深入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各地区、各部门及全国高校要高度重视、明确职责、主动作为,为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引好路、架好桥、助好力。

一要加强统筹谋划,整体协同推进。当前,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要按照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要求,把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纳入“十三五”规划,作为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整体谋划、系统设计。各高校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方案,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教育部门要加强与其他有关部门协调,推动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政策与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紧密对接。各地区要把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纳入地方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作为“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内容,提出明确的目标、政策和举措。社会各界要继续关心支持,形成政府、社会和高校共同深入推进改革的良好氛围。

二要强化协调指导,形成改革合力。高校要落实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建立专门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机制,定期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要改进和完善学生创新创业指导服务,做到“机构、人员、场地、经费”四到位,对自主创新创业学生实行持续帮扶、全程指导和一站式服务。各地要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动高效的工作机制,把教育、发展改革、科技、工信、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以及共青团等各方面的力量动员起来、资源整合起来,形成强大合力。要着力解决好制约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深入推进的资金、政策等突出问题,整合财政和社会资金,推动企事业单位吸收高校教师挂职锻炼、接纳大学生实习实训,进一步降低大学生创新创业门槛。

三要狠抓督促检查,推进责任落实。教育部门要根据教育教学指标体系和学科评估指标体系要求,对各高校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情况进行督促检查。要善于发现成功典型和经验做法,不断总结推广。各级政府要把支持和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情况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要加大政策措施的宣传解读,使创新创业教育成为管理者办学、教师教学和学生求学的自觉行动,让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同志们,深入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事关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事关国家全局和民族未来。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开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51020)

 

 

 

 

创新育人理念 培养未来人才

杨宗凯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新能源、新材料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当前我国高校普遍仍以农业时代的时间表、工业时代的组织方式和流程进行人才培养,标准化的知识输出和同质化的教育教学,与信息社会对个性化、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存在着巨大差距。新的时代呼唤创新育人理念,培养未来人才。

  树立“3生”育人理念

  学会生存。当代大学生基本都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培养他们在信息化环境下的生存之道尤为重要。一方面,大学应积极推动信息技术与教学管理的深度融合,建设“指尖上的大学”和数字化校园,让学生在数字化环境中增强信息素养,为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为适应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需求,大学要主动调整新兴专业设置,大力发展物联网、数字媒体和文化产业等专业。另一方面,引导学生遵守网络生态下的道德规范。提升学生对信息的辨别和处理能力。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学校注重提升学生自身的就业核心竞争力。设置就业指导课和职业生涯规划课,将就业纳入课程建设体系;加强实习基地建设,创建国家教师教育创新与服务实验区。

热爱生活。大学生过一个怎样的大学生活,与他对大学生活是否热爱有密 

切关系。大学应该引导学生热爱生活,教会学生如何生活,过有价值的人生。华中师范大学注重营造“快乐学习,幸福生活”氛围,让学生把学习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并适应学习型生活。学校改造建设星级厕所,倡导垃圾分类,积极培养学生文明生活的良好习惯。学校积极开展“桂子山艺术文化节”“桂苑之歌”等校园文化活动;利用虚拟社交网络,传播华师版《小苹果》、《爱在华师》等视频,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增强校园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珍爱生命。当前,大学生虐待动物、谋害他人甚至自杀的事例并不鲜见,做好大学生的生命安全教育意义重大。大学应积极开展励志成才教育,培养学生“逆商”,让他们学会正确看待生命中的磨难和挫折。注重开展感恩教育。学校利用圣兵爱心社等爱心公益类品牌社团的影响力,实施感恩教育工程。

  培养“3C”素质能力

  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Critical Thinking)。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大学生的长远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是未来人才必须具备的能力。学校在推进本科教学改革过程中,一方面通过信息技术促进教与学方式的变革,建立了诸如同步课堂、翻转课堂、混合课堂等多元学习模式,培养学生在网上学习课件、课堂讨论研究问题的学习习惯,在研究解决问题中不设唯一答案,鼓励批判。另一方面,改革教学评价方式,加大学习过程评价,从注重考试成绩向回答问题、作业检查、论文研讨、实验研究等方面扩展。实现了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空间和教学评价方式等方面的“四个转变”。

  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Creativity)。学校重构本科教学课程结构,加大通识课程比重,按照公共教育、通识教育、专业教育、社群教育四个平台重构本科教学课程体系,文科实践学分不低于总学分(含实习、见习、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的学分在内)20%;理工科实践学分不低于总学分的30%。同时,优化实验教学中心资源使用效益,加大对学生使用大型仪器设备的培训力度,支撑学生研究性、创新性实验,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鼓励学生自主创业,学校设立大学生创业基金,建立创业基地和创业特区。完善创业孵化器,开展创业项目路演,积极争取创业项目资金和平台,重点扶持创业团队,积极参与武汉市“青桐计划”。在教学方面,创设社群教育平台,设置创新创业学分,外聘创业导师。同时鼓励学院根据自身实际培育创新创业体系,推进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培养学生合作能力(Cooperation)。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在竞争中求双赢,在合作中共发展”已成为世人共识。培养大学生的团队意识与合作能力是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对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学会合作也是未来人才必备的能力之一。一方面,学校将信息化深度引入人才培养过程,积极开展信息化环境下的网络教学和协作式学习等教学模式创新。使教师与学生在课堂及线上教学中建立一种师生合作关系,为实现合作教育,培养学生合作意识提供前提。在毕业设计(论文)环节中设置团队合作项目,加强大学生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学校高度重视学生社团和创业团队的发展,让学生在社团和创业活动中体验合作、学习合作、学会合作。

  实施“3S”自主教育

  学会自主学习(self-learning)。新生在入学前就要通过学校的“素质拓展课程网上学习平台”自学完成“大学第一课”,收获大学第一个学分。学校还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学校新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创新数字教师培养模式。实施以学生为中心,以任务为驱动的研究型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实现“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的转变。学校还依托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了专门的教学应用工具,搭建“云端一体化学习平台”。积极构建云环境下的教学环境,使学生“时时可学、处处可学”,并进行自我评价和测试,学生用鼠标轻松一点,就能修读相关课程,获得相应学分。

  学会自助服务(self-service)。华中师范大学在学生自助服务方面,推出两大举措:首先,推行“数字化迎新”,新生自助办理报到。新生直接在线注册、选宿舍床位、缴费充值。其次,建立和完善学生事务大厅,学生自助办理学生事务。学生事务大厅内开设各类学生事务服务窗口,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入驻,所有学生事务柜台集中办理,减少中间环节,提供“一条龙”服务,实现学生事务扁平化管理。

学会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学校鼓励学生及学生组织进行自我管理,并为大学生自我管理创造有利条件。组织学生参与校领导午餐会、教授午餐会以及各种意见征集会、民意调查会,学校还让学生进入学校学术委员会,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培养公民参与能力。学校建设了“i华大”学生教育管理系统,学生可在平台中填充和维护个人信息,办理各种缴费等项目,还可以进行素质课程选修、在线学习等活动。

 

                               中国教育报  发表日期:2015413

 

 

 

 

 

 

 

 

 

 

 

 

 

 

高校要应对高招改革新挑战

  

     2014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标志着以促进教育公平和科学选拔人才为目标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揭开了序幕;与此同时,上海和浙江高考招生制度综合改革方案正式出台,试点工作率先启动;其余各省份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也将于今年6月底前报教育部备案。同年12月,教育部等有关部委公布了《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生试点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4个配套政策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内容、目标、措施和时间表;与此同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考改革试点方案跟踪与评估研究”在北京师范大学正式立项开题。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的深层次变革,需要政府、学校和社会广泛参与,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协调改革,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协同创新。对于高等院校而言,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绝不仅仅是高等院校招生部门的任务,而是一项涉及教育思想和观念更新、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改革、教师和管理干部队伍建设、内部管理体制和机制创新的综合改革。高等院校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主动应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带来的严峻挑战,抓住难得的改革和发展机遇,不断深化综合改革,促进自身的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

  一、转变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涉及一系列教育思想观念的变革。

  高等院校要确立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观,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成才规律,围绕立德树人开展教学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坚持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形成重视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的校园文化;要践行“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承认学生的差异,尊重学生的选择权,不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教育教学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学生的多样化、个性化培养,鼓励学生兴趣、特长的发挥;要在教学活动中坚持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学观,摈弃以教师、教材和课堂为中心的陈旧教学观,转变教师角色,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积极探索先进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不断改善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明晰人才培养规格和选拔标准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科学选拔合适人才。

  第一,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高等院校要根据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于高级专门人才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多样化需求,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结合学校的发展目标定位和办学优势特色,反思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明确各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要进一步调整和细化不同学科专业大类或专业群的人才培养规格,避免学校之间、专业之间的盲目攀比和目标趋同。

  第二,优化人才选拔标准。高等院校要依据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结合本校的学科专业优势和特色,面对特定的市场需求,在深入论证的基础上细化和明晰人才选拔标准,吸引合适的人才报考本校。

  第三,明晰自主招生的选拔要求。自主招生的试点高校要按照教育部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本校学科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规格,研究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的具体要求,并将其体现在人才选拔标准之中,避免“掐尖”等现象的产生。

  三、探索综合评价和多元录取机制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要求,是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

  第一,提出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的要求。高等院校要配合上海、浙江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根据本校的人才选拔标准和学科专业结构特点,按学科专业大类(或专业群)向试点省份提出考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3(3个以下)科目要求。同时,要依据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社会、市场的人才需求预测情况,研究按专业大类(或专业群),或是按专业(或专业方向)进行招生录取的办法。

  第二,建立综合评价机制。高等院校要研究对考生进行综合评价的原则,制定相应的办法,探索有效的综合评价机制。比如,如何组织教师等专业人员对高中学校提供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进行研究分析,采取集体评议等科学、规范、高效的方式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情况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如何将评价结果与高考总成绩相结合,作为高校录取学生的重要参考等。

  第三,完善多元录取机制。高等院校要建立科学的标准和规范的程序,进一步探索考生的多元录取机制。对高中阶段全面发展、表现优异的学生,实行推荐录取;对符合条件、自愿到国家需要的行业、地区就业的学生,实行定向录取;对在实践岗位上作出突出贡献或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实行破格录取。自主招生的试点高校要发挥学科专家的作用,优化考核内容,探索科学有效、简便规范的考核方式,并将反映考生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考核结果与高考总成绩相结合,实行自主录取。

  四、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普通高校入学考试形式与内容的改革,以及招生录取机制的改革,将使未来的高校生源发生新的变化,必然对高校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带来深刻影响。

  第一,探索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高等院校要研究新生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结构的变化情况,根据自身的目标定位和社会需求,探索构建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要坚持科学定位,各安其位,多样化探索,避免模式趋同。比如,培养学术型人才和高端应用型人才的本科院校要抓住改革机遇,积极探索按学科门类、专业大类或专业群培养人才的宽口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技术型人才的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要加强产学合作和产教融合,积极探索面向行业和就业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

  第二,调整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要结合专业特色和社会需求,平衡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宽口径培养与职业能力养成、对口按需培养与夯实拓宽学科专业基础的关系;要调整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结构,努力提高人才培养效果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改善学生的创业和就业能力。

  第三,抓好专业建设与改革工作。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平台,生源质量、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是衡量专业建设水平的核心指标。要明确专业设置原则,科学规范设置专业,构建科学的专业体系,建立和完善专业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要根据生源和市场需求变化情况,适时调整和更新专业内涵;要处理好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发挥学科在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四,改革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要研究互联网时代知识传播渠道和方式的新变化,关注以“慕课”“翻转课堂”“微课程”等为代表的基于互联网的教学方式和教育技术对高校人才培养工作带来的冲击,结合校情探索探究式学习、讨论式教学等教学和学习方式,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实践能力、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

  第五,应对取消招生录取批次带来的新挑战。试点省份逐步取消本科招生录取批次,将对高校的招生和人才培养工作带来深刻影响,生源竞争将更加激烈。高等院校要淡化身份观念,增强加强质量建设、办出专业特色的紧迫感,通过提升办学水平和社会声誉来吸引数量充足、质量较高的生源;并通过精心的培养,使每个学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应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带来的新挑战,关键是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师资队伍和管理干部队伍的整体水平,提升教师和管理干部的综合素养。

  第一,完善和实施教师队伍建设规划。高等院校要认真研究经济社会和科技文化发展的新特点,跟踪国内外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趋势,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明确教师队伍建设的思路和重点;要加强师德建设,关注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优化教师队伍的年龄、学科专业、学位、职称和学缘结构,以及专兼职和“双师型”教师结构。

  第二,加强制度建设和政策导向。高等院校要改革教师聘任和考核制度,引导教师处理好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坚持教学相长、教研相长,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重视将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资源转化为优质的教学资源,将相关研究项目和成果转化为课程与教材的新内容、开出新的教学实验、为学生提供毕业设计(论文)选题,以及支撑特色专业建设,努力培养创新型人才。

  第三,加强教师和管理干部的培训工作。高等院校要加强教师的在职培训工作,重视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尤其是提高教师发现学生特长和潜力、指导学生选课选专业和规划学习生涯的能力;要重视教学管理人员和学生工作干部的培养培训工作,不断提高他们的教学管理水平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保障。

  七、探索内部体制机制创新

普通高校入学考试制度和招生录取机制改革的推进,将带来生源结构和培养模式的变化,必然对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优化和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首先,高等院校要加强人才培养体制改革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系统研究和顶层设计,积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学校自身实际,适时开展按大类宽口径培养、学分制、短学期制和书院制,以及订单式培养、校企合作育人等多样化的改革尝试。其次,要优化学科专业结构,调整院系设置和教学组织,创新教学管理机制和学生事务管理机制。再次,要完善学校内部教育教学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建立学生学习效果跟踪和评估机制。最后,要推进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制定和实施大学章程,为深化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制度保障和组织保障。(钟秉林,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来源:《光明日报》)

                                                                          发表日期:2015331  

 

 

 

 

 

 

 

 

 

 

 

 

 

 

 

 

浙江实施“重点高校建设计划”打破

终身制

  为加快提升浙江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的能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2014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实施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的意见》,本着“育强、扶特”的精神,深化改革,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20154月,经省政府研究同意,将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5所高校列为第一批省重点建设高校。对列入重点建设的高校打破“终身制”,强调绩效考核,按照优胜劣汰原则实行动态调整。

  确定基本原则,加强省级政府统筹

  一是政府主导、高校为主。加强对全省高等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要素和资源,科学布局,优化结构。列入“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的高校,根据社会需求,结合自身发展水平和建设目标,制订学校建设规划。二是分类发展、重点突破。充分发掘各类高校的发展潜力和办学特色,加强分类指导与重点支持,引导不同办学类型的高校科学定位、错位发展、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三是注重实效、动态调整。强化目标导向、过程管理和实绩考核。创新资源配置方法,资源集中向目标任务完成良好、建设成效突出、引领示范效应明显的高校倾斜。

  明确重点任务,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一是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强化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督。加快高校内部管理和运行机制改革创新,取得实质性突破。二是推动优势特色学科发展。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推动学科、人才、科研三位一体发展,健全学科建设评估标准,建成一批高水平、有特色、具有较大国内外影响力的学科。三是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集聚一批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培育形成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较强创新能力的教学科研团队。完善教师岗位分类管理和评价办法。四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建立寓教于研的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复合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协同培养模式;建立以提高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研究生招生选拔和培养机制。五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打造一批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平台,提高承担国家和省重大科研项目以及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六是提升国际合作与交流水平。学习借鉴世界先进高等教育理念和经验,以国际化助推高等教育现代化。

  实行分类支持,鼓励高校特色发展

  “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面向省、市属普通高校,按综合发展型和特色发展型两类申报、遴选和支持。遴选标准既考核学校综合办学实力,也注重特色发展和错位发展,优先选择发展势头强劲、办学水平与竞争力在省内或者国内同类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学校。其中,综合发展型高校主要考察其综合办学实力和发展潜力,要求经过5年左右的建设,至少有5个一级学科能进入国内同类一级学科的前10%或前5;特色发展型高校侧重考察其主要学科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要求经过5年左右的建设,至少有2个主要学科能进入国内同类一级学科前5%或前3位。

  强化绩效考核,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实行总量控制、动态调整、滚动建设,每3年为1个周期。按照高校建设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年度实施计划,由省政府组织有关部门,每3年开展一次考核和评价。对于实施有力、进展良好、成效明显的高校,加大支持力度;对于实施不力、进展缓慢、缺乏实效的高校,从重点建设高校中予以剔除,同时择优确定递补建设高校。

  加大保障力度,政府高校各尽其责

  一是加大财政投入。“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资金由省财政和高校共同筹措,省级科技创新项目及平台建设资金向重点建设高校倾斜。鼓励社会力量资助省重点高校建设。扩大重点建设高校在资金使用上的自主权。二是加强统筹规划。入选高校制定建设规划(2014-2020),明确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年度实施计划、保障措施、资金需求和预算安排。省级有关部门从建设基础、建设目标与任务、发展前景、体制机制创新、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等方面,对高校的建设规划进行论证,确定投入资金数额。

                                                                                   (来源:教育部综改司)

                                                             发表日期:2015911 

 

 

 

 

 

 

 

 

 

 

 

 

 

 

 

 

 

 




中国大学怎样规划自己的未来?

——来自“中国高校战略规划现状”的调查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

  编者按:战略规划是一种积极主动、面向未来的管理方式,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管理中常被普遍应用。中国的高等教育一直处于后发追赶型的状态,特别在高等教育国际竞争的时代,大学的定位和规划对未来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那么,中国的大学怎样认识战略规划?又怎样规划自己的未来?

  本刊特此刊出教育部教育规划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等学校发展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课题组对此进行的调查,希望能给读者了解相关情况提供帮助。

  中国高校重视制定战略规划吗?

  研究发现:中国高校都非常重视制定发展规划,几乎全部受调查高校都制定了五年规划,超过2/3的学校已经制定中长期规划;八成以上学校都制定有专项规划。

  调查显示,受调查学校普遍认同战略规划在高校发展中的作用,认可战略规划对学校定位、达成共识、增强资源配置效率的价值和意义;不太认同“高校不是企业,不应该有明确的发展指标”、“学术不可规划”、“规划只是墙上挂挂、纸上画画”等观念。

  几乎全部学校都已制定五年规划,2000年以前(2000)开始制定的学校约占19.77%,最早的为1949年。但2010年及以后开始制定的几乎占到一半(49.72%)。教育部正是在2010年以后要求部属高校制定“十二五”规划,并向社会公开,这说明高校普遍制定五年规划部分是受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影响或要求。

  制定五年以上的中长期规划则完全是学校的自发行为,有67.72%的学校已经制定五年以上中长期规划,其中超过10%的学校在2000年以前就开始制定中长期规划,最早的为1955年。可见中国的大学和经济社会其他方面一样,有制定奋斗目标和规划的传统。从层次来看,211本科、非211本科和专科高校制定中长期规划的比例分别为81%67%62%211本科大学明显偏高;从属性来看,部属高校、省市直属高校和民办学校制定中长期规划的比例分别为77%65%74%,省市直属高校比例最低;从类别来看,综合性大学、行业特色大学和高职高专制定中长期规划的比例分别为76%64%62%,综合性大学最高;从地域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大学制定中长期规划的比例分别为64%66%78%,西部大学最高。

  在回答制定战略规划的原因时,得分最高的选项为“学校发展的内在需求”,其次是“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有明确要求”,这说明学校制定规划的核心因素是内在发展的需求,是一种学校面对发展需求的自觉理性选择。同时,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也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

  高校规划体现了谁的意志?

  研究发现:校领导是对规划影响最大的人群,资深教授和学科带头人、学院负责人、部处负责人和上级主管部门对规划也有很大影响。学生和校友的影响力较弱。

  规划过程可能会受到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影响。为了识别出对战略规划制定产生影响最大的群体,调查询问了九类人群对战略规划制定的影响程度,1分表示“非常不重要”,5分表示“非常重要”。有五类人群得分在4分以上,依次为:校领导、资深教授和学科带头人、学院负责人、部处负责人、上级主管部门。说明这五类人群对学校规划的影响程度最大。教师和外部专家对规划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学生和校友则影响较小。

  不同层次的学校规划制定受校领导的影响都非常大,其次是部处负责人和学院负责人。部处负责人对不同层次学校的规划制定影响程度相近,而学院负责人则不同。本科学校学院负责人的影响较小,而专科学校学院负责人的影响很大,可能是因为专科学校所涉学科较少,学院较少,因此各学院的影响较大。上级主管部门对学校规划的影响也较大,但在不同层次的学校有差异,本科学校受上级主管部门的影响较小,而专科学校则相对较大,这可能和专科学校与区域、行业或主管部门政策扶持关系更大有关。普通教师对规划制定的影响有限,专科学校的普通教师影响相对较大,211本科次之,非211本科教师影响最小。同样的分布还体现在学生和校友的影响力上。在对待外部专家的态度上,专科学校相对更为重视。

  从整体看,非211高校的规划主要受校领导的影响,而其他群体的参与程度普遍低于其他层次的高校。专科学校尽管校领导的影响也很大,但对其他人群意见的考虑相对最多,规划制定相对更体现外部参与性。

  高校规划工作的专门化程度如何?

  研究发现:985211高校规划工作的专门化程度更高。超过80%211高校设立了专门的规划机构,非211则只有48%,专科只有19%。高校在战略规划过程中普遍重视决策研究。

  受访高校中有175所学校建立了专门的、独立的规划机构,占到总数的46.54%,这些机构基本都是2000年及以后设立的,特别是在2006年以后达到一个高峰;没有设立专门规划部门的学校,大部分是由已有行政部门承担,如校办、科研处、研究生院、高教研究室等。

  不同层次、不同归属的学校在规划机构设置上有显著的差异。按学校层次分,211本科学校设立专门的、独立的规划机构比例高达82.26%,非211本科学校则为48.84%,专科学校仅为19.19%。按学校归属分,教育部属学校设立专门规划机构的比例高达81.82%,省市直属学校则为44.18%,而民办学校仅为25%

  已有规划机构的高校中,46.86%的规划机构由校长直管,42.86%的规划机构由常务副校长或副校长主管,9.14%的规划机构由党委领导主管;1所高校由董事长主管。

  在规划机构实现专门化的基础上,高校战略规划日益重视制定过程的专门化,也就是规划的决策研究。被纳入高校研究视野的既包括学校传统与现状、国家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环境及相关政策和战略规划,也包括同类院校发展情况和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不同类别的学校会根据自己的特点重点关注不同区域范围的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比如,211本科学校、教育部属学校和综合性大学相对更重视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这些学校层次较高,发展目标一般为世界一流或国内一流大学,因而很注重对国际高等教育形势和世界其他大学情况的了解,但对所在区域的关注程度不如其他类型的高校。非211本科、专科学校、省市直属学校或民办学校、行业特色学校对国家、区域、行业的发展走向非常重视。这些学校的办学特色多强调应用性,培养人才的导向会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他们在规划中会密切关注政策尤其是本地区政策导向,以期从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哪些高校更易受政策变化或领导换届影响?

  研究发现:综合性大学对政策变化的适应性最强。行业特色类大学对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策依赖最大;民办高校、行业特色类大学和西部学校的规划落实更易受校领导变换的影响。

  就教育政策对大学的影响来说,行业特色类大学受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策影响最大,认同“国家或地方政府教育政策经常变动,战略规划缺乏稳定的政策环境”的比例较高。综合性大学认同此观点的比例相对要低,其中985高校最低。可见,行业特色类大学需要根据学校特色在政策环境中寻找发展空间,对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策依赖较大,加上学科专业单一,政策一旦发生变化,调整十分困难。综合性大学由于专业分布广,对政策变化的适应性相对更强。而985高校由于处于高校分层的最顶端,是国家重点予以扶持的大学,国家政策对其发展的支持力度最大;同时由于学科综合实力较强,这些大学对抗风险的能力更强,争取资源的渠道更广,因而不太容易单一依赖某种资源,国家某项政策的变化对其战略规划的影响程度也就最小。

  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国社会为人们所诟病的一个现象就是“政绩工程”,这个情况在高校如何?校领导换届是否会对已有战略规划的落实造成影响?与人们的一般认识不同,高校对此认可度并不高。在15分的同意值中(1分为“非常不同意”,5分为“非常同意”),关于“校领导换届会极大地影响已有战略规划的落实,使得战略规划缺乏实质价值”这一项的均值只有2.89分。不过,存在几个类别的学校得分相对较高的现象,比如民办高校的平均分为3.1分,西部高校和行业特色大学的平均分为3.0分。说明这些高校的规划执行受领导换届的影响相对较大。

  高校规划的评估落实情况如何?

  研究发现:层次越高的学校越注意使命与愿景,民办学校则更注重具体执行方案、年度计划和落实情况;在评估当中,学校层次越高,越倾向采用内部方式评估;资源分配和人事考评是落实规划的两个重要手段,但在不同类型高校中有显著差异。

  高校规划能否有效落实,一方面体现为规划本身是否科学,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执行和评估过程的合理性。

  关于规划文本,不同层次高校在内容涵盖上有一定的差异性,层次越高的学校在使命、愿景、发展目标、环境评估与分析等宏观方面表述得越为清楚,层次越低的高校更重视年度工作计划、重点工作确切方案等的制定。其中,民办高校的规划相对更完整,这些学校能够很好地在规划文本中将从宏观考量到微观落实的各个环节落到纸面上,基本各项得分都高于平均分值。可见,民办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因更明晰的权责关系,其运作模式或更近似于企业,战略规划模式也更近似于企业。

  高校会采取措施促进规划的落实,比较重要的是将资源分配、人事考评与规划落实挂钩。在这方面,不同层次和归属的学校表现出显著的差异:211本科非常重视资源分配与规划相结合;专科学校非常重视规划与人事考评相结合;而非211本科的规划则与人事考评或资源分配结合得都比较弱。在不同归属的学校中,部属学校人事考评与规划关系很小,规划实施主要是通过与资源分配相结合;省市直属学校规划实施上人事和资源分配的支持力度都很弱;而民办学校则非常重视规划实施与人事考评和资源分配相结合。可见在规划的落实上,211本科高校和部属高校非常注重使用经济手段;专科学校非常注重使用行政手段;民办学校同时注重使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211本科高校和省市直属高校在规划与实施具体措施的结合上较弱。

关于对规划落实情况的评估,受调查学校采取内部评估形式的占到52%,内外部评估相结合的占到32%。其中211本科以上学校采用内部评估形式的占到67%;学校层次越高,越容易采用内部方式评估,学校层次越低则更依赖外部评估力量。

 

                             (来源:光明日报)

                   发表日期:2015317 

 

 

 

 

 

 

 

美英高校规划工作概况及文献资料简介

  

美英高校规划起步较早,从机构、人员到程序、内容等方面都形成了规范的体系。美英高校规划的文献也较为丰富,包括战略与规划理论、高校规划与院校研究、高校规划实践经验总结等方面。

  一、美国高校规划的发展历史

  美国高校规划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权威性年代—50年代、定量技术年代—60年代,实用主义年代—70年代,前瞻性战略年代—80年代至今。下面分别加以阐述。

  1、权威性年代—50年代

  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高校规模很小,处于经验型管理阶段,基本没有像样的规划。进入50年代,随着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大幅度增加,管理日益复杂,简单的经验型管理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了,高校开始重视规划工作。但是,50年代的高校规划缺乏规范的实践体系和理论支撑,仍然以权威领导的思路为主导、缺少参与性。

  2、定量技术年代—60年代

  60年代高校规划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管理科学技术运用到高等教育中,发展定量技术。校园管理的不断计算机化给决策制定者带来新的信息,很多机构开始在大学的规划过程中实验各种定量模型和其他管理技术。高校在规划时所面临的挑战更多的是在几个定量模型所确定的答案中做出选择。

  3、实用主义年代—70年代

  进入70年代,管理工具的引入仍在加速。但70年代高校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有选择性的增长而不是全面的扩张、持续的财政压力等,简单的定量技术应用已无法适应规划的要求。大多数的高校规划变成在环境条件变得清晰时对聚焦问题做出的被动反应,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

  4、前瞻性战略年代—80年代以后

  随着80年代的到来,高校面临比以往更多的挑战,如大学入学人数的持续下降、学生的大龄化、少数民族学生的快速增长等。这些挑战迫使高校领导采用战略规划方法,在进行环境分析和制订规划时,不再是被动的应付,而是变成有前瞻性的主动反应,强调战略管理而淡化对定量技术本身的关注。90年代的美国高校规划是80年代战略规划的沿续。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高教国际化的日益加剧,高校规划的复杂性日趋增加,对战略规划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二、美英高校规划的程序与内容

  美英高校规划工作一般包括环境评估、战略规划、专项规划、操作性行动计划、规划的实施、规划的监控等程序,下面分别加以阐述。

  1、环境评估

  环境评估是所有规划工作的前提。环境评估包括对学校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评估,特别是对学校优势与不足、机遇与挑战的分析。具体内容包括政策或政府本身的变化,宏观或微观经济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如人口趋势),科学技术的进步,校友和家长等相关利益群体对学校的期望,学校与国内外竞争者、拟赶超者的相对位置,学校的学科专业状况、人力资源状况、财政与资源状况等。

  2、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又叫总体规划,通常包括以下要素:制订规划的目的,学校的使命,中长期发展目标,实现目标的责任落实和时间跨度(制订年度计划的依据),对关键活动与资源的战略安排,可行性分析(含财务与资源等),规划实施过程的监控等。高校战略规划一般以五年为单位,也有少数学校的战略规划跨越更长的时间,如十年。

  3、专项规划

  学校的战略规划确定之后,多数高校还进一步制定一系列专项规划,又称为战术规划,可包括学科规划、科研规划、教学规划、人力资源规划、财政规划、校园规划、信息技术规划等。制订专项规划的目的是为实现学校的战略规划服务,需要与战略规划进行有机地结合,每个专项规划应支持战略规划中至少一个目标的实现,或为其实现提供条件。与此同时,各专项规划之间需要相互协调,必要时要求相关部门的参与乃至会签。

  4、操作性行动计划

  操作性行动计划将学校的战略目标分解成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可测量的、可行的和及时的活动、目标和任务。这需要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相互作用,使其在学术、行政机构中的分解方案达成一致。操作性行动计划通常以一年为限,也可以是面向某一具体问题的项目计划。专项规划一般也有相应的操作性行动计划。

  5、规划的实施

  规划的关键在于实施。许多学校为贯彻落实学校规划,要求校内学术和行政单位结合学校的规划制订自己部门的实施计划,一些学校还要求个人制订自己的工作计划。合理分配资源、分清落实责任、整合开发力量、改革管理体制等都是实施规划的关键,而沟通、咨询、协商、指导、开发和激励等人的要素也要特别注意。

  6、规划的监控

  所有战略规划、专项规划、行动计划的实施都进行监控。有效监控的关键是健全和规范的监控制度及有关规划执行情况的信息获取和核实。当监控报告指出值得注意的问题时,必须同时建议解决问题的方案。高级管理层定期评估规划实施情况,并及时对规划进行必要的调整完善。

  三、美英高校规划的经验借鉴

  我国高校规划还很不成熟,大多数是被动应付型的实用主义规划,总体上相当于70年代的美国高校规划阶段。而且许多高校的规划做好后,墙上挂挂,没有落实。相比之下,美英高校规划有许多值得特别借鉴的经验。

  1、规划思想的顶层设计

  我国高校领导大多数忙于事务,少有时间深入思考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和长期目标等宏观战略问题。学校规划往往先找一批人起草,然后由学校领导进行讨论审定修改,书记、校长在学校战略规划制订中的领导作用远远不够。美英高校的战略规划是学校领导办学理念、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大学校长在战略规划规划制订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一般校长首先提出一个明确的中长期办学目标与总体思路,然后其他人员根据完成中长期办学目标与总体思路完成相应的规划工作。

  2、规划目标的可考核性

  我国高校规划的发展目标往往模糊不清、难以考核。比如说,据估计有一百多所学校的发展目标为“国内一流”,但“国内一流”的内涵无从知晓,也就无法考核。再比如说,有数十所学校的办学目标为“世界一流或世界知名”,但是“世界一流或世界知名”的标志没有界定,也就无法考核。从我们的研究成果来看,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是非常困难的。美英高校规划的办学目标一般是可考核的,是对学校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特别是学校优势与不足、机遇与挑战进行认真评估之后确立的。学校对自己的总体实力、学科专业状况、人力资源状况、财政与资源状况等进行系统分析并与国内外竞争者、拟赶超者进行定量比较后才确立有针对性的奋斗目标。

  3、规划的分解落实

  我国高校的总体规划制订后,往往没有分解落实的办法。不少学校的专项规划与战略规划缺乏有机地结合和统一,专项规划之间缺乏协调。大多数高校的战略规划和专项规划没有相应的操作性行动计划。很少有高校明确要求各部门或个人将学校规划体现、落实到自己的学期或年度计划中,分清责任并配置资源。美英高校不仅有操作性行动计划将学校的战略目标分解成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可测量的、可行的和及时的活动、目标和任务,而且要求校内学术和行政单位乃至个人结合学校规划和常规工作制订自己的实施计划。

  4、规划实施监控的制度化

  我国高校规划的实施缺乏制度化的监控机制,有的学校根本就没有任何监控机制,根据实施的监控结果对规划进行修正完善也就无从谈起。美英高校规划实施的监控在多个层面上进行,所有战略规划、专项规划、行动计划的实施都进行监控。当监控报告指出值得注意的问题时,必须同时建议解决问题的方案,供决策者参考。

  5、规划的特色和多样性

  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高校规划工作,不论规划目标还是规划过程都有趋同性,缺乏特色和多样性。许多高校规划的总体目标都是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更多高校的具体目标都是重点学科和基地、博士点和硕士点、科研经费等等。多数高校的规划都是在教育部的强力推动下被动开展的,缺乏自发和主动。美英高校由于其办学自主权很大,各校规划的特色非常鲜明、规划方法和过程呈现多样性。研究型大学和一般本科院校的使命、目标截然不同,规模不同的学校的规划方法和过程差异巨大。美英高校规划机构和人员也呈现多样性,英国高校由于拨款机制原因一般设有专门的规划机构,而多数美国高校采取规划委员会的形式。

  6、促进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规划

我国许多高校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国家也给予他们较大的支持,但这些支持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财政资源相比差距甚远。我国高校努力奋斗的同时,世界一流大学也在前进。因此,要想快速缩小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的差距,必须有跨越式的发展战略。然而,我国高校规划中能让人耳目一新的跨越式战略很罕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英等国有多所高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值得我们借鉴。比如美国的卡耐基-梅隆(Carnegie-Mellon)大学从60年代并校到成为一所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只用了30年时间,英国的沃里克(Warwick)大学从60年代建校到跻身英国高校前列、成为世界著名大学也只用了30年时间。    

                               

 (来源: 中国科技大学网站)

发表日期:2015317  

 

 

 

 

 

 

 

 

 

 

 

 

 

 

 

阎光才:高等教育改革顶层设计的逻辑

阎光才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顶层设计"的说法在我国各级政府的官方文本中日益流行。在高等教育领域,近年来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也渐成声势,它与"综合改革"联袂,一起成为当下改革话语中最为醒目的两个关键词。然而,究竟如何理解"顶层设计",在现实的政策设计与实践中究竟如何把握顶层设计的精髓,使之不流于一种套话和官话甚至被曲解为一种逆潮流而动的不当改革托词,这正是本文在此所尝试加以探究的。

  一、顶层设计与政府作为

  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由政府推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实现了规模意义的快速增长,让我国迅速成为世界人力资源大国;实施人才强国与人才强校战略,推动一流大学建设,让部分大学和学科在短期内获得了相对充裕的资源优势,学术水平和研究实力迅速提升;通过实施对外开放政策,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大大提高,如此等等。在短时期内,我国高等教育所取得上述如此显赫的成就,应该说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如果说,顶层设计就意味着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有为政府,以其所特有的行政强势和传统权威,全面发动,采取自上而下的策略来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这30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成果,或许就足以把"顶层设计"理解为"强势的政府"的佐证。

  然而,正如我们在现实中所普遍意识的,强势的政府推动,也为中国当下高等教育遗留下诸多原本就存在且至今尚未破解的难题以及众多新出现的问题:譬如,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纲要》,其中特别提出:"通过立法,确定高等学校的地位和任务、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责任。学校在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规和计划的前提下,享有教学、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的自主权,人事调配权,经费、物资的占有和使用权,开展国内外教育与学术的交流、合作权。政府通过法规、计划、拨款、组织评估等手段和人才劳务市场的调节作用,引导学校建立自我约束机制。"

  但是,迄至今日,我国高校实质性的自主依旧极为有限,高校对政府还存在高度的依赖性,与早在30年前就倡导的高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预期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在政府主导的资源分配体制与评价制度框架中,高校自身作为独立办学主体的活力和主动性远未得以发挥。尽管政府逐渐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刚性管理和"基数+发展"的拨款方式,转向了注重评估手段、采用仿市场竞争方式旨在增加灵活性的"综合定额+专项补助"财政分配体制,但是,因为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完全为政府所控制,如此反而进一步强化了高校对政府的依赖性。在为各种纷杂的"专项"而竞逐过程中,为迎合和满足政府各种专项设计目标的需要,高校的自主权甚至教师学术工作的自由权反而往往受到抑制。

  我们甚至不妨可以这样认为,30多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尽管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政府在特定时期和特定领域的强势推动,也的的确确凸显出了它的一些优势。但是,不容否认,政府与高校间关系问题迄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30多年中,这些改革中有些成就的获得与其说是来自于政府深谋远虑、"有心栽花""顶层设计",还不如说是它基于特定时期国家发展的情境顺势而为、"无意插柳"的结果。譬如,"扩招""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各种人才计划项目等等,都带有浓厚的"事件性"色彩,而并非是既有的相对稳定成熟的制度的自然演绎。

  换言之,在30多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处于顶层的强势政府,其行为更多地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多样化甚至不乏权宜性和灵活性的政策创新有余,而相对稳定的宏观法律和制度框架建设明显不足。正因为对强势政府的政策存在高度依赖性和受动性,高校层面及其内部反而缺少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自主性和探索性。其实,与经济领域情形相仿,就长远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和持续繁荣取决于政府所订立的公平市场规则下私人市场活动的自由。在高等教育领域亦然,高等教育的整体效率体现并不在于政府政策本身的效率取向,而在于政府是否能够确立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结构,为具体的高等教育活动实施主体在提供一定的确定性同时,释放出足够的自主空间,一个社会的整体效率往往是源自基层的自主创新和探索而未必是政府过多的政策和制度创新。

  因此,在总结30多年我国改革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特别指出:"坚持政府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在此,结合高等教育领域改革,我理解的所谓"顶层设计",其实并非是进一步凸显政府自上而下全面介入的强势地位,而是从宏观法律和制度层面,进一步厘清政府与高校间的关系,从法理上不仅要清晰界定政府的能为角色,即如何通过宏观制度的设计和指导,维护高等教育的公平和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还要明确界定在哪些方面政府应该扮演无为角色。正如袁贵仁部长在题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讲话中所提出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进一步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特别是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

  在此所谓"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其实就反映了政府在顶层设计中的角色内涵,即明确政府宏观指导职能和依法管理责任,逐步建立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相对稳定成熟的制度框架,使其从无限责任的陷阱中解脱出来,淡化其过多过频政策和项目创新者角色,强化其依法统筹全局和作为战略管理者的地位。同时,通过建立大学章程,明确高校法人地位,让高校成为真正的自主办学实体,在接受国家依法治理的前提下,结合自身办学条件和特色,开展丰富多样的、"摸着石头过河"意义上的自主创新。简言之,顶层设计是针对宏观层面政府而言的,而"摸着石头过河"更多体现在微观实践层面上,宏观层面力求稳健即"步子要稳",微观层面鼓励多样化的自主探索与创新,前者为后者提供保障,后者为前者提供经验和宏观制度变迁的路径参考。

  二、顶层设计的整体布局

  30年多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尽管成就卓著,但是,改革也遗留下众多难题。譬如高考制度的持续改革虽从未中断,但是,在如何确立人才评价和选择标准、正确引导中小学教育和维护教育公平之间,根本性的矛盾依旧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推动了高等教育规模增长,但规模扩张难掩质量之阙如;在追求一流大学的水平过程中,注重硬件建设,但是,软件建设和对人的关注明显不足,功利化和浮躁化弊病日益凸显,甚至危及整个学风建设;片面强调与国际接轨,重表面形式而漠视实质内容;普遍追求办学层次提高,忽略与社会需求、劳动力市场间的衔接,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政府以及社会资源分配和评价导向存在偏差,导致各类各层次高校内部重量轻质、重科研轻教学现象极为普遍,大学人才培养的本体功能发生了动摇,30多年前就存在的"千校一面"现象在今天依旧普遍甚至更为严重,例如在所谓综合化的改革浪潮中,传统行业院校的特色反而有被湮没的趋势。除此之外,在更为宏观层面上,原来因为高等教育资源不足而引起的接受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在新的社会背景和新的形势下,又产生许多甚至更引起社会不满的新的公平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表明,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在宏观层面上可能太多地关注了改革步子的快节奏,以及改革过程中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又往往昙花一现的所谓制度与政策创新,忽视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全局性、决策的科学性和广泛征求民意的民主性。正因为步子太快、节奏失调,各种问题纷至沓来,甚至有些问题经年积累,已经成为"老大难""硬骨头"。针对上述问题,传统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纠偏和补漏方式显然难以为继,在宏观层面还依靠单纯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更难以行得通。正因为如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顶层设计和综合改革成为教育领域的关键词,它们的出现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基于形势的发展和对众多深层次基础性问题所做出的战略性判断。

  所谓"综合改革"其实就代表了当下以及未来高等教育领域改革"顶层设计"的基本思路,其主导思想即为袁贵仁部长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讲话中所提出的:"以改革推动发展、提高质量、促进公平、增强活力。""以改革推动发展"意味着改革是发展的前提,改革要应对的问题不仅是30年来至今未解决的沉疴,而且特别指向了30年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积弊以及有关利益格局。而"提高质量、促进公平、增强活力"则回答了如何改革和改革的目的指向和机制问题,这三个主题不仅覆盖了整个高等教育领域,而且也必须通过整体推进、全面布局和系统综合的改革才能够达到目的。

  在此,结合现实中全局性、关键性问题,笔者尝试着对今后高等教育领域改革整体布局概括以下5个方面:

  1.区域高等教育结构与布局。改革开放30年多年来,尽管我国各地区高等教育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相对于东部以及核心城市,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无论在品质还是数量上都存在巨大的落差,没有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崛起,我们很难真正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而缺乏人才资源优势,中西部的地方社会和经济建设恐怕也难以取得真正的突破。因此,重视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投入,加强区域间的院校交流与合作,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质量和规模的整体提升,不仅有助于缓解区域间高等教育发展的公平问题,而且就长远而言,也是解决流动人口异地考试困境的重要路径之一。

  2.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结构与分类指导。近30年来,在具体政策与现实实践中,我们始终没能破除传统的高等教育分层观念,综合化与升格风曾一度盛行。在各种项目与学科建设过程中,过于强调学术水准,忽略了不同类型院校根据社会现实需求和自身条件所应持有的多样化质量观,在资源分配、学科水平评估以及各种大学排名的导向下,人才培养规格日益趋同化,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调问题,毕业生就业质量低下与就业难问题日益严重,急需政府从资源配置、评估方案调整和分类指导的角度加以系统解决。

  3.高校教师与学生学习评价制度。正是由分类指导不到位所导致的机构定位不清的问题,不同类型高校内部教师考核要求和标准雷同化,重科研轻教学现象全面盛行;在过于强调研究成果与晋升、报酬挂钩的业绩考核机制下,即使是以教学为主高校中的教师,也把论文发表数量视为第一要务,教学精力投入严重不足,教的学术成为鸡肋,严重影响了人才培养的特色与质量。因此,如何通过对各种评估体系的系统改革,处理好科研与教学的关系,强化教师人才培养的责任意识,树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成果评价导向,这是撬动高等教育阶段人才培养的大棋局、从根本上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支点。

  4.开放办学与广泛的社会参与机制。就整体而言,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与具体的办学机构,主动面向社会开放办学的意识还比较薄弱,适应社会和吸纳社会办学资源的能力明显不足。正因为如此,对政府资金来源的过度依赖不仅弱化了高校主动面向社会谋求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而且也因为囿于政府资金使用的导向性和刚性限制,难以真正获得更多的或真正的自主发展空间。开放办学和建立社会广泛参与机制需要着重如下方面:一是在国家和高校层面,推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尽可能发挥专家在决策中的资政作用,充分预估政策风险,并广泛征求民意,维护公众的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进一步推行和落实高校对外信息公开制度,尊重公众对高校内部运作状况的知情权。二是深入开展高校事业单位改革,鼓励高校建立吸纳社会人士加入的理事会或董事会,参与高校决策并协助高校广泛筹措办学资源。三是强化高校的经营意识和能力,通过提供有偿社会服务,如研究成果转化、科研合作、向社会开放高校有关设施和设备,获得更多办学经费。四是通过税收激励机制改革,为高校获得更多民间捐赠提供政策扶持和制度保障。与此同时,在依法监管的前提下,鼓励高校通过资本管理与运营获得合法收益,以作为高校办学资源的补充。五是推动高校与社会部门在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协作,加强高校在有关专业人才培养规格与社会专业组织资格认证之间的有机衔接,吸纳社会部门的专业人士参与高校内部教学活动,等等。

  5.学术氛围营造与学风建设。良好的高校文化氛围营造与学风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表征,同时又是提升高校教职员工士气、推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保证。学风建设与高校文化氛围的营造固然取决于人们的道德伦理自觉,但更需要从制度的顶层设计和综合治理入手。近些年来,无论是在高校、学科、团队还是师生个体层面,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整体设计更偏于效率取向与强调竞争机制,这种机制固然在激发活力上显现出其一定的优势所在,但在现实的实践中也的确多多少少地引发了人们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甚至出现一些有违学术道德如学术不端现象,严重损害了高等教育的公共形象。

  三、顶层设计中要注意处理好的关系

  鉴于上述问题,从高等教育改革与长远发展角度而言,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中可能需要特别关注以下4个方面的关系。

  1.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间的关系。我国社会目前依旧处于转型期,因为转型期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我国政治传统的惯性,宏观层面上的高等教育制度尚具有不确定性,出于赶超与快速发展的需要,改革由政府发动并遵循自上而下线路来推动,这依旧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特征。但是,在此过程中,政府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相对稳定的宏观制度框架建构的必要性。行政思维的冲动和政策的多变,往往会为高等教育实践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基层根据自身条件立足长远的自主探索和实践。虽然从来不存在恒定的和完美的制度框架,但是,无论在任何时期,一个体现"善治"的宏观制度框架都具备如下特征:它在坚守公平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介入,为基层自主创新、探索、实验提供法律与政策保障,进而达到全面提高效率的目标。而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的基层自主行动与多样化实践,一旦遇到制度瓶颈,会反过来推动宏观层面制度的改进与完善。

  2.公平与效率间的关系。我国高等教育当前改革的核心主题是公平与效率兼顾,相对而言,在高等教育改革顶层设计中公平议题更为突出。譬如区域和城乡间的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在差异性社会中不同阶层间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问题,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机构间的资源分配、配置的公平问题,在竞争性制度安排下高校内部教师和学生发展机会均等问题,等等。当前,宏观制度层面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公平问题之所以需要尤为重视,是因为经过多年来差别化和效率化改革,不断涌现的公平难题已经影响到稳定甚至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和效率提高。譬如区域间的差异拉大,进一步激化了人才资源区域间分布的马太效应;不同类型高校间资源分配不平衡,强化了高校之间中心与边缘关系以及同质化的格局,进而影响了各校办学与人才培养特色的形成;资源的分配过多地依赖于竞争性专项的形式,不仅牵扯了基层太多组织的精力,打乱了其本应长期坚守的办学方向,而且还因为资源分配在学科、团队与个体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引发不公平感并影响了组织内部的氛围和士气。

  3.整体布局与重点突破间的关系。顶层设计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在高等教育的全局改革中,唯有政府才能担当整体布局的重任。但是,整体布局并不意味着要面面俱到,在高等教育各个领域和主题事项上都均匀或同时发力,而是要善于研究和探索其各自间所存在的互动和有机联系,因情势和阶段性特点,从中选择重点议题加以突破,进而起到纲举目张的效果。譬如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高等学校的分类指导议题中,地方政府要统筹省域不同归属、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采用规划手段,特别是擅用基于各个学校自我定位(而不是划一刚性的)的评估方案,来促成各校在特色和满足各自面向(学术与市场)需求上形成独有的优势。

  4.立足本国传统与借鉴国外经验间的关系。我国高等教育30多年来的改革,其实就是一个立足本国传统和借鉴国外经验、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在如何处理好这两者间关系上,我们取得了不少经验,同时也有不少的教训。立足传统,譬如实行统一高考,让我们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教育秩序,维护了教育机会获得的程序公正;借助强势政府的传统力量,高等教育各个领域的改革得以全面铺开并取得了快速的进展。但是,时过境迁,随着形势变化,传统所具有的局限性也渐渐显现出来,甚至在特定时期它所具有的优势被转化为劣势,以至于成为改革进一步深入的障碍;30多年来,国际化构成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基调,但是,在借鉴国外经验推进国际化的进程中,似乎我们依旧没有解决好""""的关系问题。例如,在制度的引入上重形式轻内容、重琐碎的细节和技术而轻理念和系统化的设计,片面强调量的比较而忽视品质和内涵,一厢情愿地追求国际接轨而漠视了把握全局、以我为主和为我所用的立场,等等。

因此,面对新的形势,在高等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中,我们有必要确立如此态度或发展思路:立足传统,并不意味着传统是封闭的和特殊的,它可以通过揉入或融合国际理念与制度而成为被国际所认可、接纳甚至可推广的经验;借鉴国外经验,必须考虑到国外理念与制度在本国整体传统、文化和制度中的契合性,做到立足全局和拥有国际视野、以我为主和主动开放而不是亦步亦趋和被动适应。与此同时,又要避免唯我独尊、以特色作为拒绝融入国际高等教育的理由。我国已经是世界高等教育大国,但是,能否成为高等教育强国,不仅仅取决于我们是否在水平和实力上赶超国际发达国家,而且更取决于未来它是否能够具备为国际所认可和接纳的"中国气派",正如其高等教育曾经为世界所瞩目的德国和如今依旧处于领先的美国。就此意义而言,在立足传统与借鉴国外经验关系处理上,我们顶层设计所指向的高等教育系统和制度,应该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发表日期:2015325 

 

 

 

 

 

 

张应强: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对高等教育改革进行改革

张应强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开始,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持续了近30年改革发展历程,高等教育改革成为主旋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在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为指导,按照三中全会的部署和要求,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是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形势下,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和影响,对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所做的全局性和基础性改革设计。为此,需要用全局意识和全球视野来认识改革,用系统思维、普遍联系的观点来做好改革顶层设计,更需要打破常规,对高等教育改革进行改革。

  一、摒弃“打补丁式改革”,做好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

  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高等教育改革,主要采取“打补丁”的方式,即在保持原有高等教育理念和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框架的前提下,针对现实高等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查漏补漏;或者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新要求,增加一些新成分和新做法。如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高校招生并轨制度改革、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改革、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面向21世纪高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实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实施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等等。此外,还有一些高等教育专门领域的改革,如民办高等教育改革、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等。上述高等教育改革主要是问题导向型的分项改革,针对形势的变化和社会需要的变化,以及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局部问题,进行“打补丁”式的改革,以解决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增强高等教育的社会适应性,没有涉及高等教育理念和现代大学制度的革命性突破。目前,这种“打补丁”式改革已经难以解决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瓶颈问题,需要进行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整体,不能简单看作“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两个部分的相加,而是高等教育理念、体制机制甚至高等教育体系的重建和系统重装。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理解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和体系,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展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总体设计。总体设计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政府在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角色和责任问题;二是要努力把高校建设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独立法人实体。

  关于政府在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角色和责任问题。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来说,高等教育改革往往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政府往往是改革的设计者、领导者和推动者。我国的历次高等教育改革都是由政府部门发动、推动和实施的。如20世纪末开展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院校合并和划转)、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工程(211工程”“985工程”)、高等教育大众化等等,都是由中央政府教育部门主导实施的。目前即将实施的新建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改革也沿袭了这一思路。由政府部门发动、推动和实施高等教育改革,符合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管理传统,也的确在不少方面体现出其固有优势。但是,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充分体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摒弃长期以来奉行的“打补丁”式改革思维,对高等教育改革进行改革。

  首先,必须将高等教育改革纳入法制化轨道,建立高等教育改革的约束机制和问责机制。高等教育改革不一定都是成功的,高等教育改革的成效和后果需要接受实践检验。当改革不能达到预期目标,甚至出现严重失误时,必须要有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对高等教育改革实行责任追究和问责。只有建立了相应的改革责任追究机制,才能使政府在设计改革、领导改革、推动改革时做到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以增强改革的科学性,减少随意性和主观臆断。为此,政府要自觉将高等教育改革纳入法制化轨道,保证高等教育改革的合法性。特别是政府在设计、实施和推进涉及全局、影响深远的高等教育改革时,更应该利用政府在领导和管理公共事务时所形成的权威以及自身在政策和信息方面的优势,将高等教育重大改革纳入法制化轨道,使政府依法行政,依法改革。在改革过程中要主动用法律来约束和规范中央政府自身的高等教育改革行为和决策行为,而不是只约束高校、约束地方政府而不约束自己。这就是说,中央政府主导和设计的高等教育改革也应该在法律框架内,接受法律的约束和规范,特别是要接受法律问责和社会监督,承担改革失败或达不到改革发展预期目标的法律后果。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改革和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其次,政府领导和推进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政府操纵、把控整个改革进程。政府应该以公共事务组织者的身份,以服务性思维,利用政府自身优势,营造高等教育市场竞争的环境和条件,一方面为高校松绑,另一方面帮助高校提高自我约束能力和水平,真正把高校建设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独立法人实体。而不是改革一次,政府的控制就强化一次。为此,政府需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为改革大计着想的勇气,而不是出于政府私利和既得利益来设计和推进高等教育改革。也就是说要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让市场竞争机制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高校办学活动的干预;对那些的确要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必须依法管理、规范管理、提高管理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要领导重新设计一种具有法律性质的高等教育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仅要约束高等教育的各利益相关者,也要约束政府自己的行为。

  关于把高等学校建设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独立法人实体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要推进这些改革,我们必须在思想观念上确立大学自治的理念,在法律和大学章程上确立高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独立法人实体地位,使高校依法面向市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参与市场竞争,自主接受市场检验,从而改变目前高校隶属于政府部门或者作为政府延伸部门的状况。

  我国高校与西方国家高校具有性质上的重大差异。在西方国家,无论是公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都是面向社会、面向市场依法自主办学的独立法人实体。高校对自己的办学行为负责,在市场竞争中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办学和发展资源,办学绩效和教育质量接受市场检验。特别是政府和高校享有同等法律地位,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政府资源只是高校办学资源的来源之一,政府利用资源分配对高校实施影响也必须利用市场竞争机制,由此形成了一种多主体、多中心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而我国高校由于特殊的办学体制和管理传统,高校办学权来自政府授权,要经过政府的“授权审批”才能开展办学活动,政府掌控着高校的办学资源和资源分配权。高校实际上是接受政府委托和授权,作为政府的“被委托人”和“代理人”来开展教育活动和办学活动的。

  目前,我国仍然采用的是“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提法,这一提法与西方国家的大学自治理念是有本质差异的。早在1979年,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等高校领导,就发出了“给大学一点自主权”的呼吁。“大学自主权”呼吁了30多年,每一个时期的重要教育政策文件也都把扩大高校自主权作为重要内容,各级政府也的确下放了一些办学自主权,但在实际运行中总是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中。政府部门困惑,认为已经下放了不少自主权,但高校自我约束能力不够,下放自主权越多,高校的办学行为越难以控制和规范;而高校总是感觉政府下放自主权不够,办学自主权太少。形成这种相互矛盾甚至相互指责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全社会在思想观念上没有形成大学自治的理念,在法律和大学章程上没有确立高校是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独立法人实体地位;另一方面,政府和高校在法律地位上处于严重不对等状态,政府对赋予高校哪些办学自主权、多大办学自主权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且没有法律来约束政府的乱作为、不作为和越位现象,政府也不承担高等教育改革决策失误的法律后果,或者把后果转嫁给高校——由政府对高校进行责任追究和问责。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建立起来源于市场竞争的自我约束机制,高校在获得一些办学自主权后,投机办学、“报复性”地使用办学自主权的现象非常普遍。正如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所说,“当前,教育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原因有很多,究其根本,……在教育管理部门,在于我们的管理理念落后、管理体制落后,以及由此带来的管理方式落后、管理能力落后。”

  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着手开展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促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参照国际惯例,把政府管理高等教育和大学自主办学都纳入法制化轨道,明确高校是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独立法人实体,处理好“管教育”和“办大学”的关系,实现“政府宏观管理,高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高等教育治理格局。政府要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大局出发,确立从高等教育管理走向高等教育治理的现代政府理念,改变政府独大,大包大揽,不计改革成本,缺乏责任追究意识的惯性思维,从改革政府自身开始,主动下放权力和归还权力,朝着把高校建设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独立法人实体的目标而努力。

  二、突破高等教育双重体制,让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992年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开始在长期实行政府计划体制的高等教育领域逐步引进市场机制,由此形成了当前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双重体制。即在高等教育管理和资源配置方式上既有行政体制又有市场体制,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都在发挥作用。目前,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高等教育高度集权管理的传统惯性,政府主导的行政体制和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仍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政府实际上也决定着在高等教育领域是否推行市场竞争机制,以及在哪些领域、在多大程度上推行市场机制,高等教育实际上仍然是行政机制在发挥主导作用。

  这种双重体制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在我国,教育从来都是国家和政府管控的重要领域,而且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我国从来就没有解决好社会自治组织和中间组织的发育和建构问题。学在官府,以吏为师;科举制度将教育制度和官僚制度神奇地结合起来;书院自由讲学制度最终沦为科举考试制度的附庸;近现代高等教育思想和制度体系孕育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特殊背景和环境中;私立大学在1949年后彻底消失;等等。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在强大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推动下才能实现赶超。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促使我国建立了一种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政府既管高等教育又办大学,并形成了统一的入学考试制度、统一的国家学位、统一的质量标准、统一的评价体系、统一的改革政策。以致1992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高等教育领域不仅推进缓慢,而且所涉及的具体方面极为有限(如收费上学和毕业生自主择业),其他方面的市场化改革基本没有实质性进展。

  双重体制和双重机制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甚至可能比单一的行政机制对高等教育的负面影响更大。如前所述,在高等教育双重体制中,政府享有是否引进市场竞争机制以及在哪些领域或多大程度上引进市场竞争机制的决定权,这实际上并没有对政府分权和限制政府权力,而是增强了政府高等教育管理的自由裁量权。就大学办学而言,“大学在双重体制中办学,极易滋长办学投机行为——既想规避市场风险又要同时获得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资源的好处。这就给大学领域违背办学规律的行为甚至权力寻租行为提供了制度空间,导致大学竞争成为非完全市场竞争,严重的就会出现大学竞争异化,从而使大学竞争成为脱离办学质量的无序竞争甚至不公平竞争。”由于政府管得过多、统得过死,高等教育多样化和高等学校办学特色就成为一个说起来重要但却进展不大的问题。“高校准确定位为什么这么难”的体制性根源,在于政府统一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代替了市场竞争机制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当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我们试图建立的除了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之外,还想建立一些榜样大学和示范性大学,以此作为所有大学的标杆,让所有大学向榜样大学学习和看齐。政府希望建立高等教育质量国家标准,且不说建立起这种国家标准难度极大,即使勉强建立了高等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它也必然会将我国大学引向高度统一化而丧失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特色。这仍然是一种政府本位而不是市场本位的思维,仍然会通过统一的质量标准进行统一的质量评价,对大学办学进行统一规范和约束,从而将大学办学自主权最终控制在政府手中。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这虽然是针对经济领域全面深化改革而言的,但对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市场主体的自主权、市场调节机制和资源的市场配置,但是这些方面在高等教育领域极少得到体现。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突破高等教育双重体制。首先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管办评分离’中,政府管理的改革是前提、基础。推进政府管理改革,核心要义是加快转变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同时督促基层和学校把权接住、管好,确保放而不乱。”为此,政府必须退出高等教育具体领域和具体事务,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强化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机制,使市场竞争机制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着力解决高等教育市场体系不完善、非完全竞争以及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其次,政府要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竞争环境。市场竞争环境对高等教育市场竞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壮大以及形成的合理院校结构体系的经验一再表明,竞争导致高等教育多样化,竞争促使大学准确定位并在自身办学类型和层次上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竞争带来办学压力、强化大学发展动力和增强办学活力,竞争增强了大学的社会适应性和市场反应能力,竞争也使民众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来评价和检验大学的办学质量。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唯有政府才能堪当营造高等教育市场竞争环境的大任。

  只有这样,才能改变高校对政府依赖过多,政府对高校过度干预,高校与社会的关系僵硬,对社会需要和市场变化反应不及时、适应能力不强等问题;才能真正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需要和变化,形成对市场和社会需要的灵敏反应机制和应对机制;才能实现从面向政府办学到面向社会和市场办学的转变,从高校办学质量的政府评价向社会评价和市场评价的转变;才能真正体现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与国际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趋势相契合。

  三、避免对“中国特色”“中国国情”的滥用,切实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体系,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在滥用“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情况非常普遍。既得利益者用它来维系自身利益不受损害;改革者因为它丧失改革信心和方向,模糊该领域的普遍通则;人民群众觉得无能为力,顺从忍受旧体制和旧的利益格局。滥用这两个概念已经成为维系旧格局的思想理论基础,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思想障碍。在高等教育改革领域,我们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实中却出现把“中国特色”“中国国情”凌驾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全球共识和普遍规则之上的现象。目前,高等教育国际化正在使各国高等教育超越地域限制和意识形态壁垒,全球互联网正在使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具有高度一致性,大学成为日益具有全球性和共性规则的组织。大学模式和大学制度的相互借鉴和影响,是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现代大学模式和大学制度在全球流动和扩展过程。当然,大学制度同时又是一国对自身高等教育体系和大学系统所做的一种制度安排,因而与国家的政治制度、行政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高度相关,大学制度因此表现出鲜明的国别特色和多样性特点。但是,大学制度的国别特色只是体现现代大学制度基本思想和框架基础上的国别特色。脱离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和框架讨论国别特色,是没有意义的。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现代大学制度的“中国特色”,必定会淡化普遍规则,必定会使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裹足不前,从而丧失现代大学制度的普适性。

  毫无疑问,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尊重国情、尊重传统。但是,尊重国情、尊重传统,是为了更好地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科学地选择改革途径和方法,确定改革的深度、广度和力度。在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中,有时必须要顺应传统,但顺应传统只是一种改革策略,而不是看到传统的强大力量而不去改革。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传统也是变化的,只不过其变化的幅度小和速度慢,以致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甚至我们这一代人都感觉不到传统的变化。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从大跨度时间来看,传统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把传统看作是社会和文化的核心,那么,我们所说的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实质上就是传统的变革和进步。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尊重高等教育传统,不能成为阻碍高等教育创新的理由。尊重高等教育传统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展高等教育创新,是在改革和创新的前提下尊重传统、尊重国情,而不是相反。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大学的崛起,深受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大学制度和模式的影响,它将先进的德国大学模式和美国国情,以及从英国大学中延续而来的大学传统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高等教育理念创新和现代大学制度创新,形成了美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传统,进而影响了全球高等教育和世界大学的发展,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实践的理论结晶,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思想理论武器。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和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绝对不能成为阻碍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思想基础,否则就丧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思维品性。

  改革要考虑国情,需要根据国情来进行改革。但是,在有些领域或方面,有时候改革就是要改变国情。所谓国情,无非就是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笼统地强调国情,会阻碍具体领域的改革。在不同领域强调的国情,内涵是具体的但又是有差异的,所针对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领域,所强调的国情是不一样的,所实施的改革,其难度也是不一样的。在政治改革领域,可能需要更加强调国情、尊重国情;而在经济改革领域和教育改革领域,可能更需要遵从共同的经济规律、教育规律和普遍规则。如果强调国情在前,改革在后,就不会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所带来思想解放,就不会有1992年的“南巡讲话”,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高等教育领域,我国国情的具体表现是:政府办学、高度集权管理、大学行政化运行;在教育文化和传统方面,我们是集权文化、关系社会和官本位文化。如果只是根据国情和传统来设计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路线图,高等教育改革就会裹足不前,举步维艰。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是有共同规律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具有普适性的,高等教育是有共同价值内涵的。大学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为增进人类福祉作贡献,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学者治校。高等教育是解放人和完善人的,而不是用技术和实利来束缚人和限制人的;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达臻自由个性,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因此,高等教育要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还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本;必须遵循高等教育的普遍规律,尊重现代大学制度的普适性。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发表日期:2015325 



 

 

 

 

 

 

 

第四部分

专题研究篇



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威斯康星理念”

孙益 武美红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威斯康星大学的前身是1848年创建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一所规模很小的非教派学院。在1862年《莫雷尔法案》相继颁布之后,州政府将大量的土地赠予基金拨付给了威斯康星大学支持它开展农业和工艺教育,该学校才开始进入到一个发展非常迅速的时期,并在其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总结形成了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非常著名的“威斯康星理念”。

  《莫雷尔法案》的颁布

  在1850年特纳提出的“产业大学计划”的影响之下,佛蒙特州的国会议员莫雷尔于1857年首次向国会提出赠地学院议案,要求联邦政府拨赠公地给各州,设立学院进行农业及工艺教育。但该议案在1859年遭到民主党布坎南总统的否决,直到1862年共和党的林肯总统上台后才正式批准了《莫雷尔法案》。

  《莫雷尔法案》规定:联邦依据各州拥有的国会议员人数向各州提供土地,由出售此种土地或土地证券而获得的款项,建立永久性基金,资助和维持至少一所学院, 该学院不能排斥科学和古典学科, 还需要开设军事课程,但其主要课程必须按照各州议会分别规定的方式,讲授与农业和机械工艺有关的知识。依据1860年各州拥有的国会议员人数,每州的一名议员可获赠3万英亩的土地。该法案通常被称为《1862年莫雷尔法案》,此后联邦政府又相继颁布了《1890年莫雷尔法案》,将联邦政府最初每年向各州的拨款由15,000美元增加至25,000美元。

  虽然说《莫雷尔法案》的颁布完成了其立法程序,但是由于该法案并没有具体的实施条文,因此各州在具体的实施上也就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威斯康星州就将土地赠予基金直接拨付给威斯康星大学支持它开展农业和机械工艺教育。威斯康星大学也因此获得了发展的契机。

  约翰·贝斯康思想的影响

  “威斯康星理念”的形成得益于威斯康星大学发展史上第一位非常重要的校长约翰·贝斯康。约翰·贝斯康非常强调道德、价值的观念。他认为个人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而理想的社会,他将其称之为“基督教国家”,物质财富将按照社会关系的最高标准来分配,即少数人的利益要受到大多数人利益的制约。他希望他的学生特别是威斯康星大学能够为建立这样一个基督教国家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而且他相信大学完全能够通过知识创新,利用先进的科研成果为工业、农业、商业以及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提供服务。可以说约翰·贝斯康所提出的这种大学应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对于后来“威斯康星理念”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威斯康星理念”的提出

  1912年,威斯康星州公共图书馆委员会主管立法资料的查尔斯·麦卡锡在其介绍威斯康星州立法改革方面的著作—《威斯康星理念》中,第一次使用了“威斯康星理念”一词来总结威斯康星大学的办学经验,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办学模式。

  然而“威斯康星理念”的形成也是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早在1904年,威斯康星大学的第10任校长查尔斯·范海斯在其就职演讲中就具体阐述了大学目标及其实现途径:大学应当是为本州全体人民服务的机构,它将努力寻求把英国的寄宿制学院和德国研究型大学的主要优点结合起来,人文学科、应用学科和创造性的研究将共同发展,兴趣各异的学生均可从这些密切相关的学科中得到益处。大学将是“瞭望塔”,应作为“公共事业”的基本工具积极参加改造社会的活动。受威廉·雷尼·哈珀夏季教育集会运动思想的影响,范海斯非常重视大学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大学就是要把知识、技术传授给广大民众,使他们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和技术去解决社会生产、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从而达到为全州服务的目的。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整个州都变成了大学的校园。范海斯甚至认为“服务应该成为大学的唯一理想”,他也曾明确说过只有当大学的有益影响能够到达整个州的每一个家庭的时候,他才会真正感到满意。

  可见,由于受到当时实用主义哲学以及教育民主化思想的影响,范海斯主张教育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课堂,真正的知识应该是有助于影响和改善人们的生活,大学就应该要与社会生产和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肩负起发展科学、培养人才、传播知识和推广技术的重任,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贡献。这是对以往大学所具有的教学、科研功能的发展和完善。到20世纪初,“州立大学应该直接有助于发展农业,建立更有效的工业和更好的政府”的理念已经得到了威斯康星大学董事会的广泛认可和接受。而且,为社会服务的这种大学教育理念也得到了当时州长拉弗莱特的大力支持。

  “威斯康星理念”的实施及其影响

  为了真正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威斯康星理念”在具体的实践上主要采取了传播知识、推广技术以及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的方法。

  范海斯指出,大学的目标就是要把知识的亮度和发展的机会带给全国各地的人民。在麦卡锡等人的大力支持之下,他和路易斯·罗伯建立了一个能影响全州的知识推广部。该部设立了函授、学术讲座、辩论与公开研讨、提供一般信息与福利4个服务项目。截至1912年,函授部共接受了5,000名函授生,有98名教授和讲师从事函授的教学和监督工作;举办了大约500个讲座,并且其设立的咨询服务机构在一年之中就回答了来自城乡各地区的近1,500个问题。1914年,大学开始运用无线电广播新媒介来传播教育项目,进行知识推广。此外,还组织起了流动的图书馆。该图书馆在本州各地区有序地流动,把成箱的书籍送到各个社区和家庭,把知识传播到广大民众中间。

  除了借助于知识推广部所提供的职业技术培训等相关的函授课程外,威斯康星大学也积极派遣学校的专家、教授、研究生、本科生等深入到各地区、各工厂甚至是各家庭了解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和指导。范海斯甚至曾经说,“只有靴子上沾满牛粪的教授才是好教授”。通过这样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就把大学内部的教学和科研的优势同社会服务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实用性的知识和技术传播推广到了广大民众的手中。威斯康星大学所发明的“巴布卡克脂肪检验法”的推广给乳制品业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收益,所进行的“巴比伦种鸡肥胖实验”也促进了养殖业的大发展。

  专家服务也是“威斯康星理念”在实施中的又一重要形式。在州长拉弗莱特和校长范海斯的大力倡导之下,威斯康星大学与州政府建立起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大学教授们积极参与州政府主持的改革项目,帮助起草改革法案,甚至是直接到政府部门的相应机构任职或担任顾问。教授和政府官员还经常利用“周末午餐俱乐部”共同讨论交流彼此的看法。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相继为州政府设计起草了威斯康星州的收入所得税制度、工人赔偿制度以及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等。截至1912年,46位大学教授在州政府的相关部门任职。校长范海斯就担任了州政府地理、自然保护委员会主席,森林委员会和公共图书馆委员会的成员等多个职务。

  总之,威斯康星大学的实践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被认为是“全州公共生活中的顾问工程师”“美国最民主的大学”,吸引了美国其他许多州派代表团前来考察。可以说“威斯康星理念”及其实践不仅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而且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它适应了当时威斯康星州工农业转型和发展的需要,提出大学要为社会服务,通过提供农业和机械工艺教育培养出了大批实用性人才,同时也适应了教育民主化的需求,将知识和技术真正普及到广大民众的手中,赢得了人们对于高等教育的广泛关注和认可。而且,它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学科和创造出的函授教育,以及技术推广的新教育形式对中国今天的大学如何更好地履行社会服务职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发发表日期:201568  

 

 

 

关于“十三五”时期首都高教改革发展

重点的思考

桑锦龙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的意义与影响

  “十三五”是北京深入落实新时期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关键时期。因此,如何全面准确地认识高等教育在北京市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在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的进程中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这是研制北京市“十三五”规划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为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以下四点:

  1.丰富多样的高等教育学习机会既是北京的城市特征和比较优势,也是市民最为关心的民生福祉

  作为一个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特大型城市,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是北京市最宝贵的资源之一。作为中国大陆地区最重要、历史最悠久的高等教育中心,北京市丰富多样的高等教育资源、人才济济的高等教育机构、高素质充沛的新增劳动力储备、发达的高等教育服务业都已经成为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城市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也是市民最为关心的民生福祉之一。

  2.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关系到北京市能否率先形成科技文化创新“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建设“高精尖”经济结构的大局

  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首都经济正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个位数增长,第三产业主导地位不断强化,科技文化创新“双轮驱动”和建设“高精尖”经济结构将成为“十三五”期间首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就迫切需要高校更好地发挥知识创新、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文化引领功能,为首都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奠定基础。2013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148个国家的专利申请进行追踪后得出结论: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创新者,其专利申请占全世界总量的27.9%,主要由大学助推,在专利申请最多的前10所大学中,美国大学占了9所。与此相比,我国大学的贡献薄弱(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教育机构申请人排名中分别占据第14位和第21)[1]。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加快建设高水平大学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是相辅相成的,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提升首都高校支撑北京市经济转型升级能力的必要性和上升空间都非常大。

  3.首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对我国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战略具有重大影响

  “十三五”期间迫切需要我国加快打造经济“升级版”,尽快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稳步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这显然对我国包括首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目前,全市普通高校共有89所,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4%,其中中央高校35所,占全国的1/3;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8所、“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26所,各占全国的1/5,在全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4.拥有高度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也是世界各国首都普遍具有的特征

  综观伦敦、巴黎、东京、莫斯科、纽约等一些发达国家的首都和世界城市,可以发现它们通常也是本国教育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和高等教育中心,往往具有市民普遍受教育程度高、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发达、高等教育资源密集、高校具有强大的知识创新能力、高等教育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强、教育国际化程度高等特征[2]。例如:日本1/3的大学和超过50%的大学生聚集在东京,巴黎有法国一半以上的高等专科学院等[3]

  首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挑战

  “十二五”以来,北京市积极促进各级各类高校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努力办出特色、争创一流;积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努力实现在京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积极推进高校国际交流合作,努力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与时俱进,首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都有了新的提高。目前,北京市“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 60%,高考录取率连续3年都保持在 80%以上,每 10 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达 5,311 人,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 37.75%,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4.5 年,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年参与率达 60% [4],各项指标继续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

  与此同时,北京市高等教育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激烈的国际(地区)教育与人才竞争,坚定人民群众对中国和首都高等教育信心的任务日益艰巨;面对国家和首都现代化建设对人才质量和数量的需求日益提高,首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能力还很不足,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中央高校,而市属高校的办学水平和科研水平相对较弱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扭转,高等教育资源统筹发展的机制体制仍不健全;另外,学龄人口变动、办学成本上升、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等因素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日益凸显,实现首都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任务越来越繁重。

  同时,伴随着“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总体框架的形成,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全面加强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主题,也对首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可以说,“十三五”时期是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形成依法治教必须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攻坚时期,着力突破制约北京市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最大程度地释放改革红利,为首都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也必然成为首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迫切要求。

  此外,“十三五”也是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时期。如何从国家发展大势和区域协调发展着眼,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谋篇布局也是北京市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高等教育资源丰富是京津冀地区最鲜明的特征之一。2012年,京津冀地区共有普通高校257所,占全国的10.52%;普通高校在校生约223.3万人,占全国的9.34%。有“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10所,占全国的25.6%;有“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31所,占全国的28%。换句话说,京津冀地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量”远远超过了经济总量在全国的“分量”,充分利用好高等教育资源优势必然成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

  把握好着力点深入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1.坚持立德树人,强化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重视理想信念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根本特征。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高度,强调教育改革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不断坚定广大师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青少年学生的日常行为准则和自觉奉行的理想信念。与此相适应,中央和北京市也先后出台了《北京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意见》《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政策。可以预见,“十三五”期间将是落实这些改革部署的重要“窗口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将是“十三五”期间首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常态”之一。

  2.全面提高质量,不断推进高校人才培养机制创新

  质量是教育的核心,面对高等教育人才市场从“供给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的转变,全面提高质量,不断推进高校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要围绕建立与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总目标,加快完善北京市高校分类发展、分类指导的规划政策体系,统筹协调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的层次结构和类型结构,推进各类高等教育之间的衔接和沟通,实现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特别是要主动应对“高精尖”经济结构建设的新要求,完善北京市高校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结构布局,支持高校主动调整优化学科专业,强化专业群建设工作。深化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推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与时俱进,整体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完善实践创新教学体系。引导和支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高校学习资源,建立首都高等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健全优质资源共享机制,促进教学资源开放共享。建立健全首都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保障机制,支持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发展,建立更加完善的院校自我评估、合格评估、审核评估、专业认证及评估、国际评估“五位一体”的教学评估制度。

  3.以改革促发展,建立健全首都高等教育资源统筹发展的机制

  要以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战略部署为主线,依法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强化市级政府对全市高等教育资源的统筹管理,建立基于规划的统筹工作机制,有效引导中央高校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继续深入推进北京学院、高校专业群、市属高校教师发展基地等合作项目建设的基础上,持续创新中央高校与市属高校的合作育人、合作办学、合作发展机制,在人才培养、学科专业建设、科学研究、教师发展等方面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校际合作。统筹加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积极推进高校与中关村科技园区合作,推进产学研用的有机结合,积极构建协同创新的有效平台,统筹建设高校科研创新体系。

  4.对接国家战略,建立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机制

  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平台与机制,在教育部领导下,发挥三地教育主管部门作用,建立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领导工作机制。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规划总体部署和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新要求,制定首都高校新的空间布局规划,形成与首都空间布局相协调、产业结构相适应、区县功能相结合的新的高校空间布局。严格执行《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促进高等教育走内涵特色发展道路。充分发挥沙河和良乡高教园区在人口疏散和功能疏解中的作用,积极稳妥推进部分功能核心区的高等教育资源向城市发展新区及津冀地区疏解。鼓励在京高校加强与津冀高校的校际合作,支持津冀地区的高校做大做强,突破体制障碍引导部分有条件、有需求的在京高校在津冀兴办分校。

  5.推进教育公平,实现高等教育发展与高等教育公平并重

  落实国家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要求,完善北京市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清理规范升学加分政策和自主招生政策,落实“将参加本科一批部分招生学校的在京招生计划划分一定比例定向投到生态涵养发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提高这些地区升入本科一批高校的学生人数”[5]等政策部署,缩小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存在的城乡差距。进一步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不断提高资助幅度和受益面。继续鼓励和推动在京高校直接举办附中附小、参与中小学体育美育发展等工作,实现首都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协调发展,整体提升首都教育公平水平。

  6.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提升首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更加积极主动地扩大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采取创新举措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持续推进与高水平境外大学的合作办学,不断提高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数量和层次,丰富中外合作办学的类型和形式。支持市属高校优秀学生赴境外高校交流学习,努力拓宽学生进入世界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渠道,提升学生国际素养。支持市属高校与境外知名大学间的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工作。有目的有计划地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和学术团队,提高外籍教师、有海外学习工作经验教师占市属高校教师总体的比例。加快引进首都发展急需、在国际上具有先进性的国外优质课程资源,并与国外一流教育机构合作开发符合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课程资源。完善国际学生奖学金制度,建立健全政府、企业、高校和民间团体多方参与的奖学金制度,重点吸引各国优秀青年来京学习。)

(来源:《北京教育》杂志)

                                                                                 发表日期:2015428

关于英国高等教育的思考与启示

管仲军 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首都北京在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中提出高等教育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同时,制定了首都高等教育发展先导战略,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各高校正在积极落实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精神。就高校而言,正在积极制定规划、科学定位,以大学章程建设为抓手,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围绕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办学质量、水平和效益,做了大量工作。2013年暑假,笔者有幸参加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教工委主办的高校领导干部赴英国教育管理培训班。此次培训班集中学习和文化考察交流相结合,内容丰富、安排周密、受益匪浅。经过近两个月的再思考、再回忆、再学习,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与启示。

  英国高等教育体系完善,适应和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区域发展的特质非常明显

  从中世纪到18世纪,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打破宗教限制,开始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1963年的《罗宾斯报告》 发布后,英国高等教育开始向大众化发展,但每年招收的大学生、学院生仍由国家统一控制。大学和学院的功能界限还是相当明显的,大学仍然控制在29所。直至1992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英国在坚持原有大学精英教育特点的同时,逐步开放高等教育,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1992年相继有若干所学院升格为大学,或与大学合作允许发放学位证书。

  目前,英国有高等教育机构165所,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24所为代表的罗素集团组成了英国精英大学。这类大学的人才培养水平、学术声誉和地位、科研和技术创新实力、研究课题的世界水准、科研经费等在整个英国占有极大比重。

  在英国,城市离不开大学,大学建在城市中;大学发展服务区域城市发展特色明显,一所大学往往是一个城市的品牌。英国大学不盲目攀高,定位准确,区域发展特色、行业特色明显,人才培养目标明确,适应市场需求导向明显。除了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大学等精英大学仍然追求大学的价值是培养人的全面素质,发展人的思维、性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具有各种知识储备,服务国家和社会的人才之外,另一些高校着重培养人的技能以适应社会、适应工作。因此,英国的高等教育也以就业率为导向,大学(学院)的专业化、功能化发展趋势明显,特别注重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

  在英国,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源于大学帮助社会发展。经验证明:在不发达地区建立大学有利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重塑当地经济和社会,大学推行的科研项目与区域经济发展和国家发展战略相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英国政治家开始关注除用知识技能武装公民之外,更考虑培养高素质的年轻一代。这些年来,西方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转移至亚洲等国家,引起了当地年轻人学习目标、工作模式的转变,青年人盲目追求伦敦金融业、银行业、保险业等职业,过去“工薪阶层”的企业没有了,高等教育过度关注服务性行业。如今,有一些大学对制造业也很关注,如曼彻斯特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等都是服务区域城市发展的典范。

  启示:首都高等教育应合理布局,大学(学院)应准确定位。对行业特色、专业特色的学校加紧扶持发展,鼓励大学到区县办学;高校不能盲目攀高,应着重培养适应、服务区域发展的应用型人才,不要过分注重升格,不要都办成研究型大学,实事求是、理性地思考,定位世界城市、首善之区对首都高等教育的要求。

  英国高等教育发展与英国的文化传统相适应

  英国人的绅士、讲规则、理性表现在高校高度自治和高度自律。高度自治是大学各尽所能、多样发展;高度自律确保管理完善、质量水平高。大学的高度自治和自律使大学本身纠偏机制明显,保证大学能够紧紧适应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

  英国大学的高度自治是指政府不关注大学的政治倾向性。学科发展、专业设置,支持大学按规律、按规则、按章程运行;但并不是说政府撒手不管,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监管和服务。宏观上,大学必须服务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英国国家层面的科研经费绝大多数都被罗素集团学校获得,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超过90%以上,这充分体现政府与大学长期彼此信任,大学也具有完成工作的能力和责任。英国商务创新技能部、教育部就是英国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分工明确,合作共赢。高等教育指导委员会、学生贷款公司、研究委员会、质量保证局、高等教育学院等都是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加强对大学(学院)的监管和服务。同时,形成了严格的质量保证制度,如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准则、科目基准线,外部注重评审系统、风险为基础的质量保证制度、质量保证局投诉制度等,这些都是成熟的大学(学院)必须也愿意遵守的质量保证机制。

  在英国,高校作为公共机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大学高度自律,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法人治理机构和治理机制,责任分工明确,运行高效,形成强有力的内部发展机制。但近些年来,大学高层管理者出现管理职业化趋势,1992年以来,升格为大学的学院多采取现代企业管理运行模式。

  启示:英国大学自治和自律并存,大学高度自治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特殊内涵,大学的自律也至关重要。北京市教委要求以大学章程建设为核心的高校内部规章制度建设,按照规划纲要的要求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切忌照抄照搬英国模式。按照高校公益二类的要求建立经营大学的理念,同时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1.高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内涵。高校治理结构的完善就是要明确高校更高位阶的公法人地位,建立和健全法人机构、明确法人机构的权限、明晰法人机构的责任;建立和完善与治理模式(领导体制)相适应的治理机制与治理规则,完善权力机构的决策机制,执行机构的管理运行机制,监督机构的民主与监督机制。使大学内部的治理关系和谐共赢,降低运行成本,发挥高校整体效能最大化、最优化。为此,笔者认为高校应该建立“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与监督、社会支持与监督”的法人治理结构,并依此完善相关运行机制。

  2.高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重点。必须高度关注高校法人“三个维度”的建设,即建立法人机构、规定法人权限、明确法人责任,正确处理好“两个关系”,即权力关系和责任关系。

  3.要建立和健全高校法人机构,科学界定法人机构的职能和权限。法人机构包括法人的权力机构,又称决策机构,即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及其常委会、校长办公会议;法人的执行机构,是法人权力机构的执行机构,即校长办公会议、学术委员会议、学位委员会议、岗位聘任委员会议、教育教学委员会议等;法人的监督机构,是指对法人权力机构和执行机构的行为实行监督检查的机构,即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法人的民主管理机构,是参与法人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的民主管理机构,即党代会、教代会、团代会、学代会、工代会;法人的社会合作机构,是法人履行组织功能,取得社会支持和监督组织发展的机构,即校务委员会、董事会、理事会。

  4.要规定法人权限。法人权力包括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监督权力(内部和外部)。要处理好四种权力之间的关系,科学行使权力,按规则行使权力,不求四种权力互相制衡,但求运行高效、和谐共赢。

  5.要明确法人责任。法人责任包括领导责任、管理责任、学术责任、民主监督责任(内部和外部)。要处理好四种责任之间的关系,自觉履行,科学担当,按规则履行责任,不求一时一事共同担当,但求一事一时有人负责。

  6.建立和完善高校法人机构的管理运行机制(治理机制)。运行机制是治理结构的重要支撑,包括用人机制,选聘和解聘法人机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等的范围、资格条件、程序等一系列规定和操作规范。其中,能进能出、引入竞争、公开公平是关键环节。激励机制,包括对法人机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等激励的条件、考核的真实性与准确性、激励的主体、激励内容制定的依据与标准等内容。监督机制,包括谁监督、监督的内容、重点和程序,以及纠正偏差的方式和程序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监督的对象是法人机构负责人及其成员。

  7.建立和完善高校法人机构管理运行规则(治理规则)。除了法人机构和人员以及健全的治理机制外,还需有具体的制度规范供指导决策、管理和监督运行,这就是运行规则(治理规则)。运行规则范围很宽,主要包括法人机构的议事规则、工作程序和制度、治理信息披露制度等。

  8.高校不是没有治理结构而是完善治理结构。高校不是没有大学制度,当前的大学制度也曾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制度的建立是循序渐进的,如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发展一样,不可能是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坚决防止和反对把现有的制度说成一无是处。因此,要实事求是、稳步推进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工作,要研究解决在学术管理中、高校行政管理中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和行政管理的问题,又要坚持学术自由等权利。

  9.高校治理结构的完善应在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下进行。高校治理结构的完善不能与国外“接轨”,防止与国外“接轨说”,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接轨,与《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接轨,与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实质接轨。因为我们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特别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归根结底就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培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接班人”。

  10.高校治理结构的完善要依法进行,遵守党的章程。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要求,防止削弱党的领导,取消行政管理。高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过程,要与改善和改进党对高校、高等教育的领导方式相结合。同时,也不能搞一刀切。

  英国高等教育产业化趋势明显,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清晰、进展迅速,输出高等教育已成为政府行为

  在高等教育精英教育阶段,英国学费很低,甚至不收费。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景气,政府为了减少公共财政支出,英国先后于1998年、2012年实施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 2010年,政府开始控制每年招生数目。截至目前,学费收入占到大学经费的90%。贷款的学生中,大约占50% ~ 60%的人无法全部偿还贷款,政府背负的债务越来越多。英国高等教育没有退出机制,生源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据英国高等教育专家判断,英国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教育投入制度还未定型仍处在变化中。

  英国商务创新技能部、教育部联合发布英国教育全球战略《国际教育:全球增长和繁荣》(International EducationGlobal Growth and Prosperity),提出五大战略在全球推广英国教育:欢迎国际学生来英国深造;支持跨国教育;领导世界教育技术的潮流;与新兴教育市场建立崭新的联系;抓住机遇创新英国教育品牌。因此,制定强大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开放英国高等教育市场,招收国际学生,输出英国高等教育,尤其是二流、三流大学(学院)的国际化战略操作性极强。

  启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大学(学院)的竞争发展实质是生源的竞争。同时,学费收入已经成为维系大学(学院)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必须认定高等教育的产业化趋势。虽然我国高校为公立性事业组织,定性为公益二类,不是全额拨款,实施差额拨款,这就要求大学管理要迅速转变观念,树立起大学经营发展的理念,服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适应广大群众教育的期望,否则,也将面临英国高等教育业发展的“经费”瓶颈。

  高等教育国际化存在输出和输入高等教育的问题。英国以输出为主,输出教育,输出文化传统,招收国际学生,支持自身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分析发现:输出的是商科、创意等服务产业理念和技能;参与输出的是二三流学校;三年本科、一年硕士,真正能学习到什么东西值得思考。首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要坚持以我为主,双向共赢。要承担文化输出,服务国家外交战略,不能以合作办学往外送学生为己任。首都高等教育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我们必须坚定信心,明确定位,踏踏实实地工作,发展好自己。

 

                                          发表日期:201568    

 

 

 

 

 

 

 

 

 

 

 

 

 

 

 

 

 

 

中国应当怎样构建大学治理体系

王亚杰 延安大学党委书记

 

   从“如何办大学”和“大学如何办”这两个视角透视美国大学共同治理,中国应当怎样构建大学治理体系——

  建立“管、办、评”分离的治理结构

  围绕落实大学办学主体地位这个核心,建立“管、办、评”分离的治理结构。政府要更聪明,学会用政策、规划、经费、评估等“杠杆”间接引导调控大学;大学在争取独立地位和自主权的同时,要有效自律,避免权力的滥用。

  20146月,笔者参加了教育部、李兆基基金、香港培华教育基金会“中西部千名大学校长海外研修计划”第四期赴美研修团考察学习,围绕“大学治理”、“大学发展战略”等重大办学主题,聆听了28场专题讲座,并与弗吉尼亚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圣母大学等3所大学的校级领导及相关人员开展了深入的对话交流。在研修过程中,笔者重点围绕美国的大学治理,从“如何办大学”和“大学如何办”这两个最重要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和思考。通过对美国大学生动、具体、有效的治理经验和做法的了解,拓宽了视野,开阔了思路,形成了些许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思考,期冀对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点浅见。

  美国大学治理模式发展的历史脉络

  美国大学治理经历了一个从董事会法人自治到校长主导管理,再到利益主体“共同治理”的逐步演进与发展过程。

  美国殖民地早期学院宗教色彩浓厚,其主要管理权掌握在董事会手中,呈现出董事会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南北战争后,为扩大教育机会,政府投资创办了州立大学,公立大学的结构和地位开始建立、确认,呈现出校长主导的管理模式。1966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与美国教育理事会、美国大学与学院董事会协会联合发表《关于学院与大学治理的声明》中将“共同治理”定义为“基于教师和行政部门双方特长的权力和决策和责任分工,以代表教师和行政人员共同工作的承诺”,提出共同治理的总体结构与程序。其原则有两项,一是“凡重要行动领域既需要某些人发挥首创能力,又需要大学所有成员参与”,即大学各种利益相关者均可依据其能力参与大学的决策,由此确立了美国大学治理的全员共同参与原则。二是“大学各成员依据其所承担的不同职责拥有不同的发言权”,即首要责任首要权力原则,或者权责对等原则。自此以后,“共同治理”一直作为美国大学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则,得到了较好贯彻。从美国大学治理发展的脉络看,大学治理对传统意义上的大学管理而言,更注重协商、合作、沟通和交流,治理的主体和权威更注重多元化,治理的运行向度更注重学校与政府、社会力量等利益相关体之间的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

  美国大学治理的主要特征、优势

  美国大学的共同治理结构可以分为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个维度。外部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等;内部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以校外人士为主导的董事会、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系统、以教师为代表的学术评议会等。

  ()共同治理,确保大学的学术自由与有效治理

  从外部治理看,一是政府与大学在法律地位上平等,双方建立了就学校事务沟通、协商的“伙伴”关系,保障了大学对教学与研究事务进行决策时必须遵照学术标准而不是外在的行政压力和行政许可。二是作为具有专业性、中立性的第三方的中介机构对大学质量与信誉进行评价,一方面促使政府调整对大学政策和资源配置,而不直接干预大学的内部治理,保证大学的学术自由;另一方面引导学校在保持学术自由和自治的同时,按照政府和公众利益要求实施有效治理,撬动政府和社会资源导入学校。

  从内部治理看,共同治理的结构赋予了教师团体在学术事务决策方面超越董事会、校长之上的首要权力。这种权力和终身教职制度共同构成了美国大学保障学术自由的制度基础,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董事会对学术事务的直接干预和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侵蚀。

  ()信任委托,确保大学的公共价值

  美国高等教育从创建以来,一直沿袭了一个基本制度,就是作为大学法人机关的董事会接受学校创立者的信任委托,托管学校的财产、负责学校的运作、实现学校服务社会公用利益的目标。一是保持信托的完整。作为受托人,董事会以信托的方式持有学校财产,其首要职责是使受益人利益最大化;这些受益人包括学生、教师、职员以及捐款人等。二是聘任大学校长。校长是大学的灵魂,遴选大学校长是董事会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作为董事会的代理人,大学校长直接向董事会负责,大学其他主要行政人员则听命于校长并对其负责。三是筹措与管理学校资源。争取私人捐赠和公共拨款是董事会的主要职责。此外,董事会还负有审批长远规划和年度预算及教育计划、监控学校的运作、担当学校和社会之间桥梁和缓冲器、扮演上诉法院等重要职责。

  ()专门委员会,解决民主参与和决策效率的良方

  美国的大学通常采用专门委员会的方式解决民主参与和决策效率的问题。比如,董事会根据不同决策内容,分别设立有专长的人士组成的委员会,提出决策咨询方案供董事会全员决策参考;再比如,在学术评议会也会设立诸如执行委员会、人事委员会、专业与课程委员会等,研究决定相关问题或提出专门建议。专门委员会将专业精英主导和民主参与结合起来,较好地解决了民主决策与提高决策效率矛盾。

  ()权责分层,解决决策目标实现和执行效率的矛盾

  按照首要责任首要权力原则,美国大学的治理结构中利益相关者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完全对称的,在其权利和责任分配中也有恰当的反映。这个结构中最核心的要素是董事会、校长和教授团体,他们各自拥有治理团体维护自身利益。在决策与执行的过程中,以校外人士为主导的董事会、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系统和以教师为主体的学术评议会,既各司其职,又相互依存,从而保证在相互制衡、共同治理架构下决策的科学性与执行的高效率。

  美国大学治理结构对中国大学的启示

  启示之一,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必须有正确的思想认识。

  其一,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能超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而要通过持续改革逐步完善。其二,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构建必须与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教育制度相适应,保证教育方针的贯彻、学术的创新与发展、社会服务使命的实现,切忌盲目照搬和简单复制。其三,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构建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胆学习借鉴美国的大学治理理念和模式,使我们的治理能力至臻完善。

  启示之二,大学治理结构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完善大学的治理结构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基本条件。

  实际上,我们并不缺乏办好大学的理念,而是缺乏把理念贯彻为行动的制度安排,即大学的治理结构。其指向是大学利益相关者决策权的配置模式;核心是解决谁参与(治理主体)参与什么(权责划分)参与多少(权力比重)和如何参与(治理方式、手段、程序)等关键性问题;目的是构建起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相互支持的关系模式,以及大学内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衡与促进的关系模式,保证大学达成追求学术真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根本使命。可见,治理结构问题是一个基础性、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这个基石出了问题,就难以实现对大学的有效治理。

  启示之三,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必须真正落实大学依法、自主、独立办学的主体地位。

  从外部关系讲,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围绕落实大学办学主体地位这个核心,建立“管、办、评”分离的治理结构。政府要更聪明,学会用政策、规划、经费、评估等“杠杆”间接引导调控大学,改变过去直接管理大学事务、介入具体办学行为,管得多、管不了、管不好管理模式。大学在争取独立地位和自主权的同时,要有效自律,积极构建科学的内部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避免权力的滥用,而为政府干预提供理由。利益相关的社会组织、行业和公众个人要积极参与大学的治理和评价;专门的中介机构接受政府的委托或代表社会通过中立的、专业的、科学的、系统的办学质量与信誉评价,为政府调整政策、配置资源,社会开展监督、参与办学,学校加强治理、提升质量提供引导和依据。

  启示之四,坚定不移地完善以“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为内核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其一,坚持党委在大学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探索建立校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校决策和决策咨询的制度机制,改变决策机构全部由校内人士组成,决策和执行中不能很好体现公共价值及办学权力滥用的问题。其二,探索构建党委与校长、校长与副校长层级制的责任与权力体系。进一步厘清党委与校长的责任边界、权力边界和二者的权重边界,改变党委和校长决策中法律规定有台阶,实际运作是平行的状况;落实《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赋予校长对副校长的提名推荐权。其三,通过建立和完善大学章程、学术委员会章程,明确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责任与权力边界、运作程序与方式,赋予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上实际的决策权。其四,进一步明确教代会、学代会等群众组织在大学治理结构中的功能。结合我国大学实际,要在法规政策上进一步明确教代会、学代会的责任、权力边界和运行程序;进一步优化教代会、学代会代表结构、类型、层次;进一步明晰适合民主管理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其参政议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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